第7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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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郭沫若倒似乎未留下太深印象,而對周恩來的口才和風度則印象極深,甚至在幾十年後回憶還猶如昨日。
在此之前,郭沫若已聽到很多人談論過周恩來,也讀過周恩來的許多文章和講話,自認和周恩來神交已久,但一旦親見,還是被周恩來的神采和儀表所吸引。不過,那一次,周恩來講話完畢即離開了會場,郭沫若未能和他單獨見面一談,這讓郭沫若遺憾了半天。此後,他和周恩來雖然在各種公開場合也有過多次接觸,但都只是一般性的聊天,未能深入地交談。
6月21日至24日,亦即《北伐宣言》發表前夕,由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主持召開了戰時工作會議。周恩來、惲代英、郭沫若、顧孟餘等以個人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周恩來被推選為宣傳訓練及補充委員會主席,惲代英和郭沫若等被推選為委員。周恩來同時被推舉為總政治部編制委員會主席。在6月23日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了戰時宣傳訓練班計劃;24日的會議上,報告了編制委員會審查結果。會議期間,郭沫若和周恩來有機會深入接觸。他們同大家一起討論、研究和審查了各種問題及議案。他們二人之間也更加深了溝通和了解。
對於郭沫若希望投筆從戎,直接參加北伐,周恩來當然是理解的,也是高興的。
周恩來當時是廣東區委軍事部長,北伐軍的政治工作正是由他負責。他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重視,認為郭沫若如參加北伐,在政治上將會是影響很大。為了對革命事業負責,也為了對郭沫若這樣一位大詩人大文豪負責,他不但上報領導機關認真研究,也作了周密的部署和考慮。
當時關鍵問題是有沒有合適於郭沫若的工作和崗位。
正好,此時北伐大軍組建,在政治宣傳方面尚需加強力量,就當時的情況看,領導尚嫌薄弱。
原來自孫中山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新政策以來,在武裝鬥爭方面學習蘇俄加強政治工作的經驗,不但重視軍隊中士兵軍官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重視群眾政治思想宣傳工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也是北伐大軍順利進軍所向披靡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大軍即將開發,雖然北伐軍成立了政治部,但部屬宣傳科仍缺乏合適負責人選。別看這個政治部宣傳科長的職位不高,其重要性卻不可輕視。當時的情況是,5月,蔣介石已經策劃了以排共為目的的“整理黨務案”,他的排共傾向已經公開,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把這一職務交給共產黨員來擔任的。而當時,郭沫若剛參加國民黨不久,儘管他接近共產黨,欽佩共產黨,甚至更像共產黨,但他畢竟身份是個國民黨員,加之他的名氣和影響,蔣介石接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只不過,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學家和廣東大學文科學長、教授來低就一個宣傳科長,郭沫若是不是願意,會不會答應呢?看來是需要和郭沫若本人好好地談一談的。
說起來郭沫若之決定投筆從戎,親身參加北伐,和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的共產黨人孫炳文有關。孫又是北伐軍後方留守主任,在當時革命工作中很負一些責任。他看到總政治部宣傳科長一職一直找不到合適人選,久懸不決,心裡十分著急。孫為人率真爽直,看到郭沫若有意投筆從戎,便開門見山直截了當地對郭沫若說:
“怎麼樣?宣傳科長,烏紗帽是小了一點啦!”
“那把你的秘書長的官銜讓給我如何?這頂帽子不算小啦。”郭沫若故意和他開玩笑。
“我倒願意把‘留守主任’的帽子讓給你,就不知道行不行。”孫炳文也半開玩笑地說。
“誰稀罕你這‘留守主任’,‘主任’再大也是‘留守’;不上前方,讓我當主席也不幹。”郭沫若斬釘截鐵地說。
“那你要個什麼名義?直說!”
“我只要革命的名義,別的什麼名義也不要。”
“好,好。”孫炳文豎起了大拇哥。
周恩來辦事要比孫炳文細緻,他鄭重其事地把郭沫若約請到他臨時安排在南華銀行樓上的家裡,詳細地談當時的形勢並誠懇地徵求郭沫若對工作安排的意見。
南華銀行是英資銀行,在廣東頗有勢力和地位。因為大革命起,英方見勢不妙,趁早捲鋪蓋走了,銀行大樓也就被徵作革命機關辦公。
說是周恩來的家,其實不過是間辦公室,除了一張板床,一張辦公桌,幾把木椅,並不見什麼家庭陳設,更感受不到一點家庭的氣氛。
周恩來和郭沫若並非第一次見面,加之他們早就一見如故,雖然在郭沫若來說,這還是對周府的第一次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