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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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作出巨大的犧牲。然而，為了祖國，為了人民，個人犧牲又安足道矣！

郭沫若在海上只待了兩天，輪船於7月27日抵達上海。他很快就投入了熱火朝天的抗日救亡的鬥爭中去。開始是忙著籌辦《救亡日報》，組織戰地服務團，奔走於上海、蘇州、嘉定、南京等地，動員了許多文學、電影、繪畫、音樂工作者，到前線做戰地慰問和宣傳鼓動工作。不久又擔當起更繁忙更重要的文化宣傳領導工作。他在抗日的洪流中表現得十分出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裡似乎需要說一下郭沫若回國後晉見當時最高統帥蔣介石一事。郭沫若抵達上海不久，就應蔣介石之召奔赴南京。他先去八路軍辦事處拜訪葉劍英，後又拜訪陳立夫、邵力子、李濟深等人。次日，晉見蔣介石，陳布雷陪同在座。郭沫若事後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文中蔣介石的音容笑貌被寫得柔美溫和，大加讚許和頌揚。如在寫見蔣後與蔣握手，感到蔣的手“是那樣溫暖柔和”，並三次描寫蔣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等等。十年前（1927年），郭沫若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將革命湮沒在血泊之中時，奮起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揭露蔣介石的真面目，對蔣介石予以猛烈抨擊。十年之後的今日，獲蔣召見，態度則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覺得蔣氏“和藹”“溫和”，可親可敬。後來，特別是在近年，即有人認為這說明郭沫若“投機”、“多變”，甚至罵他是“叛變”。這完全是不顧歷史的偏見。應該說，郭沫若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前夕，郭沫若勇敢地寫出檄文聲討蔣介石，表現了他的大勇，應該充分肯定；今日情勢是抗日戰爭全面展開，蔣介石作為全國民眾的最高領袖，最高統帥，能夠捐棄前嫌，主動讓自己（郭沫若）回國報效，並親自接見，興奮之餘覺得蔣氏比過去可愛可敬，寫兩句好話，也是對的。今日之蔣介石不是當年之蔣介石。

昨之“今日”已成“昔日”，今之“今日”需要從新考量，從新認識，從新對待。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政策態度都已發生重大變化，此所謂“今已非昔”。這一切都是歷史。歷史是發展的，變動的。歷史可以分析，也可以批判，但要的是理性，不是情緒，更不能脫離歷史條件、歷史情況。否則，就只能是心存偏見，無理責難。

●二、延安窯洞的燈光

就在郭沫若辛苦輾轉由日本返回祖國之時和回國之後，在祖國內地，在陝北黃土高坡上，有一孔窯洞經常是徹夜照射出明亮的燈光。

這是毛澤東在夜以繼日地為國家大事操勞，為根據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和消長部署抗日戰爭而運籌帷幄。

延安，古稱膚施，是一座歷史名城。它坐落在兩河的交匯處，依偎在黃土高原的懷抱中。雄偉的寶塔山矗立在城南，清涼山似一道屏風隔在它北面，清清的延河水蜿蜒在寶塔山和清涼山之間。

延安周圍，盡是黃土崗，被風雨侵蝕了的波浪地形裝飾著貧瘠的田野。很久以前，這裡便是一個繁華的邊塞小城。只是連年的戰亂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使這裡逐漸蕭條了下來。相傳有一年這裡久旱不雨，饑民在死亡邊緣掙扎，是一位老和尚捨棄自己的生命救活了殘存的人們，大家為了紀念這位捨己救人的恩人，就將這個地方稱為膚施。這個古老的傳說當然已無可考證，也無須考證，但從它卻可以看出這裡的人們是多麼渴望捨己為人的人出現，以將他們從水深火熱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開始並不設在延安，而是設在延安西面百餘公里的小鎮保安（後為紀念在戰鬥中犧牲的陝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更名為志丹縣）。“西安事變”之後不久，亦即1937年1　月13日，中央才由保安遷到延安。此後，延安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就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國革命的燈塔和搖籃。

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急遽變化。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對華侵略，國內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團結所有進步力量組成愛國抗日統一戰線，打敗日本侵略者，挫敗反動派的陰謀。“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不但是全國人民要求抗戰願望的表現以及進步力量對於賣國投降的反動勢力的一次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一次大勝利。嗣後，中國共產黨更是不斷採取有力措施和實際步驟，積極開展和推進以國共兩黨在新的形勢下再一次合作為標誌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