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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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些好詩，可有許多詩寫得不怎麼樣。這也只是他個人的愛好，並不能說這就是貶低杜甫。其實，他是認真讀過許多杜甫的詩的。有材料可查，他至少對67首杜詩作過圈點；有一些詩如《登岳陽樓》、《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還熟讀能誦。1958年1　月，他在召開成都會議期間，曾擠時間參觀工部草堂，還對人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他在《七律·和周世釗同志》（1955年10月）詩中還用杜詩作典（“域外雞蟲事可哀”句）；他在致陳毅談詩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還提到杜甫的《北征》詩，說它“可謂‘鋪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這都說明他雖然更喜歡李白，卻也對杜甫有相當的興趣。這與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中對杜甫較多批評頗不相同。因此，又不能說郭沫若寫作《李白與杜甫》與毛澤東有多少直接的關係。

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郭沫若和毛澤東都是詩人，他們在藝術愛好藝術趣味方面有許多相似以至共同的地方，其中如對李白的豪放浪漫風格的喜愛和欣賞。

因此，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時與毛澤東的一些看法相默契以至相呼應，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更何況他寫作的時間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者的潛意識以至顯意識中，總會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存在，應該是很正常的事，可以理解，而不應該有什麼值得奇怪。

第九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

●一、風起雲湧

讓我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說起吧。

全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革命”，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不啻為一次大浩劫，大災難。

“文化大革命”進行中，宣傳家們就稱它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在當時，這個冠語當然是個褒義詞。但是，如果我們去其褒義，而從它造成的災害看，說它“史無前例”，倒還是恰如其分的。

歷經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我國的物資財富遭到巨大破壞，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在精神思想方面也經歷了嚴重的混亂，一時間黑白混淆，是非顛倒，人和人之間的正常交往、關係也受到嚴重的扭曲，這種“扭曲”，甚至在毛澤東和郭沫若之間都未能倖免。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當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一次大災難時，我們發現那時全國上下從最高領導到普通老百姓竟都是那樣熱情，那樣虔誠，那樣興高采烈地歡迎這次“大革命”。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從這次“大革命”的發起者領導者到所有被這次“大革命”推而動之、席捲進去的芸芸眾生，竟都不清楚自己將走向何方，都將會是怎樣的命運，會落得什麼樣的下場。

有一點事實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人，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誰都沒有成為這次“大革命”的勝利者。至於郭沫若，雖然因為各種原因得以逃過滅頂之災，卻也因為“大革命”的“洗禮”而被弄得遍體鱗傷。

“文化大革命”雖然來勢迅猛，但還不能說是“風雲突變”，而是有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即所謂“輿論準備”。

太遠的“準備”不說了。1965年11月19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可謂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毫無疑問，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引起的反響是不小的，但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就是一場曠時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是由江青於1965年初到上海透過張春橋找到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姚文元寫成的。整個寫作活動都揹著黨中央領導集體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進行。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於1960年為響應毛澤東提倡學習海瑞精神而作。應該說，這個劇本寫得是很不錯的，人物形象鮮明，故事十分感人。然而，姚文元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點名批判吳晗在劇中所寫海瑞“退田”和“平冤獄”等故事，把這些故事同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批判的“單幹風”、“翻案風”等聯絡起來，從而把一個文藝問題拔高到政治問題，使其具有了特別嚴重的性質。

姚文元是這樣說的：

1960年，正是我國因為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