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第34部分 (第3/4頁)

化和絕對化的問題。

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分析杜詩中的名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不是看到杜甫在詩中以己度人，同情天下“寒士”，希望人們都能得到溫暖的情懷，而是說杜甫“在訴說自己的貧困，卻忘記了農民們比他窮困百倍”。他並且對詩句“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考證”道：“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地說來，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候比起瓦屋來還要講究，”以此來說明杜甫過的是地主階級的生活。這就不但說不上是客觀、科學的研究，而簡直是故意鑽牛角尖，像小孩子鬥氣了。不過，就是有些看似“鑽牛角尖”、“小孩子鬥氣”的話，也並非絕無道理。如郭沫若批評杜甫罵那些拾揀他家屋頂上被風颳跑的茅草的孩子為“盜賊”（“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很不應該，就有人表示同意。著名古典文論學者、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朱東潤就說，雖然郭沫若曾經罵過他，但是他還是贊成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裡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批評。“（杜甫）草堂頂上的茅草被風吹走，有窮孩子拾去，拾去就拾去吧，一點點稻草被拾去了，就罵孩子是盜賊，太過分了。”

至於對杜詩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表現了高度人民性的名句，不知郭沫若是出於什麼原因，也是評價不高，而只是輕描淡寫地點一句，說那是“人們所樂於稱道的名句”，“是難能可貴的”。其實，郭沫若自己心裡也清楚，對這樣充分表現老杜人民思想的詩句，這樣輕輕兩句點評如何概括得了，打停得住？

不過，一定要說郭沫若存心抬高李白，故意貶損杜甫，也未必是客觀公允。郭沫若自小“不甚喜歡杜甫”，倒也並不到故意貶損杜甫的地步。總的說來，他對杜甫還是尊重和尊敬的。遠的不說，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寫的《讀〈隨園詩話〉札記》為例。其中說到：

其實，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個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寫的一副對聯可以為證：“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我也同樣在稱杜甫為“詩聖”。不過這種因襲的稱謂是有些近於誇大的。實事求是地評價杜甫，我們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杜甫是封建時代的一位傑出的詩人。時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聖視杜甫，主要是因為他“每飯不忘君”。我們今天之認識杜甫傑出，是因為他能同情人民。至於他所發展和擅長的排律，所謂“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元稹《杜甫墓誌銘》），那在封建時代雖然是試帖詩的楷模，但在今天卻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了。

這樣評價杜甫，並不是貶低了杜甫。指責杜甫的錯誤，也不是抹殺了杜甫的一切。人誰無錯誤呢？何況“聖人過多，賢人過少，要愚人才無過”。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聖”，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

可以說，這一席話，就是郭沫若的杜甫觀：既尊而敬之，又不盲目崇拜；既肯定杜甫的傑出，又不迴避和否認他的侷限和不足。他不完全同意稱杜甫為“詩聖”，自有他的道理，不能強求其和別人一律。

還需要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時，有人寫信給郭沫若，說《李白與杜甫》一書表現了“揚李抑杜”，對李白太偏愛，對杜甫太苛刻。郭沫若當即覆信說：

你的信和《石壕吏》譯釋，都拜讀了。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見解。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這裡說的“基本上同意”來信人的“見解”，並不是同意來信人對《李白與杜甫》一書有“揚李抑杜”的批評，而是指來信人對杜甫的認識和評價，指對來信人關於杜詩《石壕吏》的譯釋。

倒是郭沫若說的兩句話（“千家注杜，太求甚解”和“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很值得我們玩味：據說也是復旦大學教授、著名古代文學學者劉大傑說過：

“毛主席之所以有揚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為前人對杜甫的詩注家太多，號稱‘千家’；李白的詩注家太少，同為大詩人，注家相差卻如此懸殊，覺得有點不平，而在他（毛澤東）看來，李白詩的成就與價值又並不在杜詩之下。”正是在這裡郭沫若和毛澤東的出發點和看法交匯在了一起。確實，公平而論，在過去的年月裡，是否對杜甫太“神化”，太“聖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