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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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臺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這哪裡是“詩”！這哪裡是郭沫若這樣的大詩人老詩人做的“詩”！

這純粹是一篇俗不可耐的阿諛逢迎之詞！

我們可以想見，郭沫若在朗誦這首“詩”時，內心不應該是充滿激情而是充滿痛苦，臉上堆著微笑眼裡卻閃著淚花。是的，我們今天可以很輕鬆、很隨便地批評郭沫若，說他太不值。然而，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特定的環境中，想到周圍是多大的政治壓力，並多多少少替郭沫若設身處地想一下，難道我們不是更應該對江青一夥表示憤慨，詛咒他們，斥責他們嗎？

●二、批林批孔，厄運難逃

問題是，儘管郭沫若如此“緊跟”，如此表示要“積極認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但還是不能完全逃脫挨批捱整的命運。

這不是郭沫若一個人如此。當時，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頭百姓，即便是主觀上想“緊跟形勢”，“自我革命”，也還是躲不過別人來“革”自己的“命”。

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進到後期，在鬧騰了一時的“批林批孔”運動中。

1971年，林彪篡黨奪權失敗於9月13日倉惶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這不但令全國人民以至世界各國人民感到驚訝和迷惑，也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震動，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

毛澤東為了從林彪事件造成的被動中擺脫出來，也為了從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不得不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結果進行深刻的反思。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五年多，江青一夥又氣焰囂張，毛澤東深深陷入了這一歷史錯誤，已經欲罷不能。儘管他也在政策上、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因整個調整工作並未離開“文化大革命”的軌道，因此，事情不可能從根本上向好的方面起轉變。

“9·13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支援下，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開展了批判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整頓被林彪等人搞亂了的各條戰線，做了大量工作。隨著批判極左思潮的開展，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懷疑也在加深。

對此，毛澤東是不能接受的。他始終認為，林彪事件只是區域性問題而不是全域性性問題。他仍然從自己原有的思維模式出發，認為林彪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要復辟資本主義；林彪要搶班奪權正是階級鬥爭激化的表現和結果。林彪事件不是說明“文化大革命”搞錯了，恰好證明了他所說的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和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具體錯誤可以糾正，但對“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容懷疑，不容否定。這樣，江青等人的活動就仍然可以通行無阻，最後導致了由批極左變而為批極右，並把“批林整風”變成了“批林批孔”。

“批林整風”變而為“批林批孔”，還有一個很具體很直接的原因。這就是“9·13事件”後，江青等人在收集林彪罪證時，從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找到一些日記、題詞和條幅，發現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論的詞句。譬如林彪親筆書寫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既受於天，又受於人”等等；又從林彪兒子林立果炮製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看到了他們攻擊毛澤東的言論，諸如“實際上他已經成了當代的秦始皇”，“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打倒當代的秦始皇——Ｂ52”等等。江青一夥把這些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聽罷，十分氣憤，並總結了一句話，說：“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又說：“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毛澤東這麼一說，江青等人立即認為有機可乘，有利可圖。便以此為尚方寶劍，在全國範圍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運動。他們的意圖，是以批孔為名，批“周公”，批宰相，反對和破壞周恩來等人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各項政策的努力。因此，他們實際上是不批林，假批孔，而用“評法批儒”來借題發揮，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這一次，郭沫若雖然說不上是首當其衝，卻也正好吃足了“掛落兒”。原因無它，一是他過去說過孔子的好話，罵過秦始皇，屬於“尊孔”“抑法”派；二是他和周恩來多年的交情，建國以來更是關係密切。

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