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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肯定是存在的，客體又具有結構，客體結構也是獨立存在於我們之外的。但客體及其恆常性只是藉助於運演結構才為我們所認識，人把這些運演結構應用到客體身上，並把運演結構作為使我們能達到客體的那種同化過程的構架。所以客體只是由不斷的接近而被達到，也就是說，客體代表著一個其本身永遠不會被達到的極限。另一方面，每個因果性解釋也是以把我們的運演歸因於客體作為前提的，從而又成為客體結構同我們的結構之間的同構性的證據。但是這就使得要不顧我們的結構而對這些客觀結構的本性作任何估價變得困難得多，這些客觀結構的獨立本性反過來又變成一個雖則我們被迫而相信其存在但又永遠達不到的極限畢竟不難看出，作為一條自然規律或作為理性思維的一個要求，為什麼弗蘭克無法在這兩個因果概念之間作出抉擇：這個析取在我們看來既是非排它性的，又是可歸結為邏輯的合取的。
但是，如果客觀的結構由此而牽涉到一個由主體所提供的演繹要素，那麼，邏輯數學結構就不能看成是由客體的物理結構或因果結構派生出來的了：它們的接觸點必須在有生命的機體本身的內部去找，如我們在本書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樣。邏輯數學體系正是透過我們的行為在這個根源之內加工製成，其形式是一系列不斷的反身抽象和一系列連續更新的自我調節的建構。
這種把預先確定性放在主體之內而不是放在客體之中的先驗假設，也包含有一個極限，但意義相反。看來在發生學上清楚的是，主體所完成的一切建構都以先前已有的內部條件為前提，而在這方面康德是正確的。然而他的先驗論的形式是過於包羅永珍的了：例如，他相信歐幾里得空間的普遍必然性，而非歐幾里得幾何學已把歐幾里得幾何學歸結為一種特例了。這就指引彭加勒作出結論說，只有群結構是必然的，但是發生學的分析卻證明群結構也是逐步地建構成的。還有不少更進一步的例子。因此，看來如果我們希望得到一個真正的先驗理論，我們就必得逐漸縮減最初結構的“內涵”，直到作為先行的必然性而保留下來的東西被縮減成一個簡單的功能作用為止。這些結構化就是從這種簡單的功能作用開始的：這是就拉馬克的功能創造器官這個意義上講的——這個意義在表現型的水平上依然是符合事實的。那末很清楚，這個功能上的先驗論決不是排斥而是支援新結構的連續建構的理論的。
D。因此，新結構——新結構的連續加工製成是在其發生過程和歷史過程中被揭示出來的——既不是預先形成於可能性的理念王國之中，也不是預先形成於客體之中，又不是預先形成於主體之中。這似乎表明，新結構的歷史－心理發生上的建構是真正組成性的，不能歸結為一組初始條件的狀態。然而，這樣一種主張是不能只求助於本書第一、二兩章所考察的事實來予以證實的。此外，還有一個有效性的問題，因為一個結構的新異之點不只是一個需要實際檢驗的問題，而且同樣也是一個需要論證的問題。
我們的論證將不是一種形式的論證，雖然我們的論證也可以按照戈德爾的方式以及兩三年前關於無限集的很多研究方法來予以形式化。我們的論證可以歸結為少數幾條簡單的那怕是微不足道的意見，這些意見是在還原論太過分就非受到反對不可的時候提出來的。在一切認識領域中，都會週期性地出現這樣的情況：所用的概念分為兩個水平，其中一些比較複雜因而是居於“高階”的水平，於是就有一種想把高階水平還原為低階水平的趨勢，或者是因為還原論趨勢太過頭而發生反動的相反趨勢。例如在物理學領域中，很久以來都把力學現象看作是基礎的現象，從而看作是唯一可以理解的東西，一切事物都應還原為這種東西：由此就出現了那些勞而無功的想用力學的語言來表達電磁學的企圖。在生物學領域中，已出現過一些想把生命過程還原為已知的理化現象的企圖，這些企圖沒有看到在一門經常不斷地改變著的學科中發生變化的可能性；而其反作用則是一種反還原論的生機論，它的唯一的功績完全是反面的，在於對這種不成熟的還原論所產生的錯覺進行抨擊。在心理學中已出現過把一切心理現象都“還原”為刺激反應格局，“還原”為聯想等等的企圖。
要是還原論的那些假設果真是有充分根據的話，那麼，它們當然會使我們上述意義上的建構主義站不住腳，也會使把較低階的東西從屬於較高階的東西的處理方法（生機論者，等等）站不住腳。從這兩種觀點看來，每個“新”結構都會是預先形成的：不是在最簡單的要素中就是在複雜的要素中預先形成；其所以新就在於預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