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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只不過是趙虎刀、李匹超及龐心恭三個撐著的草臺班子，在趙營中都沒存在感，何談外域。營中軍事百忙，趙當世強行擠出時間不辭辛勞來杭州與鄭芝龍會面，自不想徒勞無獲。
簡而言之，趙當世希望依靠鄭家辦的事有四件。
其一，幫助建立會館。
會館之責，既在於通行情、計盈虧、評價格，也在於住宿落腳、接待交易。趙營市舶司在東南等地漂泊無定如無根之木，僅憑龐心恭這般奔走呼號當然難以為繼。有了會館，就能招徠幫徒，甚至儲貨運轉。百層高臺始於壘土，會館就是基石，一如趙營之範河、鄭家之安平，有了它，便進可攻退可守。
趙當世本人對東南地理及海上行情並不熟悉，龐心恭接觸的多些，但比起規模龐大、勢力廣觸的鄭家自還是小巫見大巫。會館的選址以及運轉模式、人員匹配等等諸事必定還是得由老手相攜幫襯方能事半功倍。鄭家即是最好的選擇。
其二，承諾航行庇護。
自從鄭芝龍在崇禎六年料羅灣之戰中擊敗了最後的競爭對手劉香及其盟友紅毛人後，東南海面鄭家一家獨大。往來各國船隻皆被勒令插鄭氏旗號，無旗者不得往來，每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滄海大洋與其家內海無異。
若以土壤比喻趙營市舶司的會館，那麼航行貿易便是不斷澆灌的水肥，是促使著市舶司這顆種子生根發芽、蓬勃繁盛發展的必要手段。當前趙營市舶司名下並沒有只槳片板，卻並不代表著不在發展的計劃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提前得到鄭家的保護，往
後下海可保萬無一失。
其三，介紹貿易渠道。
大明雖海禁甚嚴，實則‘民間在暴利的驅使下出海經商者源源不絕，“夏去秋來，率以為常，所得不貨，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轉競趨，以為奇貨”，各種海貿渠道也被逐漸摸索出來。海貿物件東有朝鮮、日本，東南有琉球、呂宋，南有安南、占城，西南有滿刺加、暹羅，不甚列舉。線路則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一次可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便為活計者以萬計。
鄭家當前貿易主要依靠從滿剌加始，經壕境澳至日本再到呂宋的這條航線。由此主航線展開，尚涉福建月港、臺灣笨港、魍港、寧波岑港、烈港等線，所以與各國人皆有商貿往來。其中又以日本為首要，“販日本之利，倍於呂宋”。
這是鄭家安身立命的基礎，趙當世自不會奢求鄭芝龍會慷慨到將家底都分享出來，他看中的只有兩個地方——壕境澳的佛郎機人及臺灣的紅毛人。壕境澳和臺灣在整條貿易線中偏向中上游，沉澱的資金及貨物不多，與下游日本、呂宋比完全是天壤之別。在這幾個點鑽營，不會給鄭家帶來太大的為難。況且，趙當世發展市舶司的意圖當前並不在於獲巨利，趙營的重心仍然放在內地。
其四，提供大額貸款。
趙營既得棗陽為底，錢糧困難得以改善，但畢竟缺少時間經營，在現錢這一塊上十分缺乏。賒借乃行商者常見事，尤其是大宗生意。鄭家與佛郎機人、紅毛人之間欠賒的例子比比皆是，對這種模式應當是比較適應的。趙營市舶司起步一無所有，無論興建會館、購造海船、採辦貨物等都需要大筆資金週轉，要趙營一次性拿這麼多錢出來，根本拿不出。若能以趙營產業及趙當世本人信用為背書，向鄭芝龍籌集初始所需的錢財，對趙營而言無疑如釋重負。
這四點內容不多，趙當世邊敬著酒，邊對鄭芝龍委婉提出了自己的希冀，鄭芝龍表面上風輕雲淡，談笑自若，但看坐在他左右兩個弟弟鄭芝彪與鄭芝豹的臉上陰晴難測的樣子，便知此事絕非那麼容易推進。原因也很簡單，做生意需要對等的價值，趙當世提出的這四點於鄭家而言自是九牛一毛，動動手指就能辦成，但關鍵在於，生意有大有小，原則別無二樣，出於原則，鄭家沒有理由答應趙當世。換句話說，趙當世不遠萬里來杭州府拜會鄭芝龍，交個朋友一點問題也沒有，然一旦此事上升到合作伙伴層面，雙方的信任基礎實際上微乎其微。除非趙營能提供等量的價值給鄭家，否則僅憑趙當世口頭的信誓旦旦與心中的一片誠意，絕無法打動老於事故的鄭芝龍半分。
能給鄭家提要求，同樣久經風浪的趙當世也非那種無自知之明、目中無人的愣頭青。鄭芝龍的猶豫在預料中，他有備而來，正準備繼續說下去。孰料話到嘴邊，不防席間一人猛然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