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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六年，五月。
山東布政使谷義、山東巡撫李成明、山東按察使祝橋佐三人聯名上了一封奏摺，內容便是山東鎮總兵官劉君韜在山東各地打壓文人士子，以至於山東各地武盛文弱，各地士子度日艱難。
但是同時，三人也在奏摺中寫到“山東士子原本狂傲，也因此而屢受苛責。”
這就是將發生衝突的責任四六分了，並沒有全都怪罪在劉君韜的身上，也算是山東布政使谷義、山東巡撫李成明、山東按察使祝橋佐三人給自己留了一個後路。
這份奏摺送到了朝中之後，濟南府城被百姓毆打的十幾個士子也上了一封聯名呈文，被送到了應天府衙門。
緊接著，這份呈文也被送到了景泰帝的面前。
景泰帝看完了這兩份奏摺和呈文，便召集了兵部尚書于謙和內閣首輔陳循，想要商議一下劉君韜在山東的所作所為是否適當。
于謙和陳循來到御書房之後，先後看了一下山東布政使谷義、山東巡撫李成明、山東按察使祝橋佐三人的聯名奏摺，以及那十幾個士子的呈文，而後二人也是各執一詞。
兵部尚書于謙自然是主張支援劉君韜，認為大明武人理應如此，如果連大明武人都毫無血『性』，不崇尚武力的話，那大明還有何依仗？
內閣首輔陳循則是認為大明武人自然是要尚武，但是不應該連帶著讓民間也如此尚武。
陳循認為，如果民間也如此尚武，勢必會造成地方上的動『蕩』，到時候地方上滿是橫行武夫，天下豈能長治久安？
陳循的意見也代表著朝中的文臣勢力，這些文臣巴不得民間文弱不堪，這樣社會極度穩定，各地官吏便可以無為而治了。
不過這種見解直接被于謙否決了。
“陛下，陳閣老的論斷，臣不敢苟同！”
說著，于謙便拿出了一份奏摺，這是劉君韜委託于謙轉呈給景泰帝的。
“陛下，劉總兵並不只是單純的宣揚武力，而是主張崇文尚武，這份奏摺中，已經說得很明白，請陛下決斷！”
景泰帝並沒有明確支援于謙、陳循之中的任何一方，而是開啟奏摺看了起來。
劉君韜在這封奏摺中詳細的討論了文武之道，認為國家一旦重文抑武，則註定國滅，當年宋室便是如此；而國家重武輕文，則註定國『亂』，五代十國的混『亂』歷史便是佐證！
所以，劉君韜認為大明唯有崇文尚武才能重現漢唐盛世、再現大明盛舉。
在這份奏摺中，劉君韜認為國朝如今逐漸開始重文，雖然還沒有到重文抑武的程度，但這已經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河。
並且，自從土木堡之敗後，劉君韜認為朝中大臣，乃至大明上下已經開始喪失立國之初的虎狼之『性』！
劉君韜還在奏摺中舉例當年漢、唐等漢家王朝之所以能夠將匈奴、突厥、契丹等強大胡族擊敗、甚至是滅族，不單單是因為國力強大、軍力強盛；在國朝之初甚至就是幾年以前，朝廷的軍力都還是十分可觀的，國力也曾異常雄厚，可到了如今為何會慘遭土木堡之敗？
就是因為現在國朝上上下下已經喪失了虎狼之『性』，這並不是說明軍將士不勇敢、沒有血戰韃擄的勇氣，而是現在國朝文氣大盛，而武人開始受到壓制，以文制武的危險形勢開始顯現出來，這會讓大明喪失漢唐那種崇文尚武的血勇之氣！
“長此以往，我大明兒郎會在詩書的教化下，變成溫順的羔羊，而沒有了武力作為保證，周邊的韃虜必將頻頻入侵，到時候大明將會永無寧日！”
劉君韜在奏摺中，以漢唐類比大明，言道漢唐兩朝之所以強大，關鍵不在於國力，也不在於財富，而是在於當時漢家子民那種崇文尚武的蠻霸精神！
那時候，漢家男兒一手禮儀詩書誦讀傳家，一手陌刀鐵馬征戰天下，先賢們不但能夠『吟』詩作對、出口成章以流傳千古，更能夠躍馬提槍、橫行大漠以扞衛華夏！這才是漢唐強大的真正原因！
遙想當年，漢武大帝要北伐大漠反擊匈奴，下詔天下想要加入漢軍出征的良家子弟自備戰馬、兵器彙集長安。
詔令一下，只見南到嶺南之地、北至幽並之州，西至西涼三輔之地，東至山東渤海之濱，通往長安的馳道之上全都是自備戰馬、扛著大刀長矛，自發趕往長安參加北伐的漢家兒郎！
史書就曾記載漢武詔令所至，其地皆餘『婦』孺、老幼之人，而男子具至長安聽宣！就連各地死牢之中的囚犯得知此事之後，都叫囂著要前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