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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三年十月。
山東各地的豪強、士紳、大戶人家，甚至是與玉山鎮關係不錯的官吏都先後接到了一份請帖，兗州府民團練總劉君韜邀請眾人前往玉山鎮做客，說是有一件用銀子生銀子的大生意，想要與眾人一起來做。
至於劉君韜對眾人所說的是什麼生意，此時唐宇已經十分清楚了，其實就是後世所說的票號！
票號的前身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但具體票號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還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根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一書中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當年李自成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裡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之後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鉅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也有人認為:"山西票號在滿清康熙年間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何義門先生集》中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而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範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於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這些情況劉君韜都是知道的，但是劉君韜確實認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出現。
當年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稱:"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
所謂"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發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給半聯票券，另半聯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後，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
如今，劉君韜設定的票號營業內容和範圍，主要是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
關於匯兌有以下五種情況:一、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匯水外，所佔之期，按月估算遞加。二、兌條。手續於定匯之後，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即不找保立收據也可。三、信匯。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四、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五、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後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而關於存款，又分往來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種，前者系商家浮存，隨市面之疲快，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略小;後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戶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
關於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放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也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活期者較小;後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押品如系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並立字據，由承保者墊還。
按照劉君韜的設想，先用存銀支付利息的優惠和玉山鎮良好的信譽作為引子，將山東各地豪強、士紳、官吏的銀子彙集起來，之後便開始以商部散步在各地的鋪面為支撐，在整個山東大建票號，至少每個縣都要有一家票號，儘快建立票號網路。
如此一來，各地商賈、豪強、士紳便可以憑藉匯票通行各地，只要眾人嚐到了匯票的便利，劉君韜便可以保證，各方的銀子會源源不斷的彙集起來，到時候擋都擋不住！
後世銀行為什麼會成為最掙錢的行業？還不是因為吸納存款、發放貸款嗎？
到時候，只要票號的存銀夠多，劉君韜便可以利用散佈在各地的票號發放貸款，不管是商賈、豪強、士紳，還是平頭百姓，誰都會有一時手緊、缺少銀錢的時候，劉君韜肯定不愁貸款發放不出去！
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