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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戰是東漢末年“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弱勝強的戰役之一。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軍與袁紹軍相峙於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在此展開戰略決戰。曹操奇襲袁軍在烏巢的糧倉（今河南省新鄉市延津縣僧固鄉），繼而擊潰袁軍主力。此戰奠定了曹操統一中國北方的基礎。 東漢末年，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卻沉重地打擊了漢朝地主階級的統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東漢政權分崩離析，名存實亡。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獨攬軍政大權，地主豪強也紛紛組織“部曲”（私人武裝），佔據地盤，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轉入爭權奪利、互相兼併的長期戰爭，造成中原地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悽慘景象。當時的割據勢力：主要有冀州的袁紹、河內的張楊、兗豫的曹操、徐州的呂布、揚州的袁術、江東的孫策、荊州的劉表、幽州的公孫瓚、南陽的張繡等，形成群雄並起的局面。在這些割據勢力的連年征戰中，袁紹、曹操兩大集團逐步壯大起來。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漢獻帝，遷都許縣，自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奉天子而徵四方”），威勢大增。他先後擊敗呂布、袁術，佔據了兗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司隸。 建安四年（199年），袁紹最終戰勝公孫瓚，據幽州、冀州、青州、幷州，盡有河北之地，意欲南向以爭天下。這樣，華北最重要的兩個政治軍事集團，決戰勢所難免。起初形勢袁強曹弱。袁紹已無後顧之憂，地廣人眾，可動員的兵力在十萬以上，[1]特別是袁紹的統治核心——冀州。在漢末三國時期，“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 曹操則是處於四戰之地，除了北方的袁紹，關中諸將尚在觀望，南邊劉表、張繡不肯降服，東南孫策蠢蠢欲動，暫時依附的劉備也是貌合神離。儘管如此，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包括曹操的謀士荀彧、郭嘉，還在張繡麾下的賈詡，以及涼州從事楊阜，在綜合分析了曹、袁的優劣後，認為袁紹外寬內忌，好謀無決，他們都看好曹操，認為局勢會向著有利於曹的方向變化。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月，河內郡太守張楊欲出軍救援呂布時卻為部下楊醜所殺，曹操解除進攻徐州呂布的後顧之憂，十一月，呂布被曹操消滅；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張楊舊部眭固殺楊醜，欲北投袁紹，曹操派史渙、曹仁擊破眭固，取得河內郡，把勢力範圍擴張到黃河以北，六月，袁術病死。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紹挑選精兵十萬，戰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都，官渡之戰拉開了序幕。袁曹兩家的決戰，一觸即發。 袁紹麾下的監軍沮授、別駕田豐勸諫道：“近來討伐公孫瓚，出兵長達一年，百姓疲憊窮困，倉庫沒有積餘，賦稅勞役正多，這是國家使人深為擔憂的事情。最好先派使者向天子進獻俘虜和戰利品，致力於農耕，使人馬得到休息。若是不能通達天子，就上奏說曹操阻隔我通達天子的路徑，而後進兵駐守黎陽，逐步經營黃河南面，多造船隻，整修器械，分派精良騎兵，抄掠對方的邊境地區，使其不得安寧，而我得到安逸。這樣就可安坐而定天下。” 治中別駕審配、謀臣郭圖說：“兵書上的方法，比敵人多十倍就將其包圍，比敵人多五倍就進攻敵人，力量相當就可以交戰。眼下憑藉明公的神明威武，會合河朔地區強大的軍隊，用來討伐曹操，其勢易如反掌。現在不及時攻取，將來就難對付了。” 沮授說：“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兵無敵，驕兵先滅。曹公迎天子安宮許都，如今舉兵南向，實在違反義理。況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公法令暢通，士卒精練，非公孫瓚等人可比也。如今，放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我實在是為袁公感到憂懼。” 郭圖說：“武王伐紂，不曰不義，何況，出兵是討伐曹公而非討伐天子，並不是師出無名！而且，袁公的文臣武將都竭力盡忠，民眾都想為袁公效力，如果不及時早定大業，實在是思慮的過失啊。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這正是越王勾踐之所以稱霸、吳王夫差之所以滅亡的道理啊。監軍沮授之計，確實很持重、牢靠，但這不是見機行事的靈活應變啊。” 沮授諫阻出兵，違背袁紹的意旨，郭圖等乘機進讒，說沮授的軍權太大、威望太高，難於控制，引起袁紹懷疑。於是，袁紹分監軍為三都督，讓沮授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袁紹舉兵南下的訊息傳到許都，許都的議臣多認為袁軍強大不可敵。但曹操卻根據他對袁紹的瞭解，認為袁紹志大才疏，膽略不足，刻薄寡恩，剛愎自用，兵多而指揮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於是決定以所能集中的數萬兵力抗擊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