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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名機，字仲景，南陽涅陽縣（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張寨村）人。東漢末年醫學家，建安三神醫之一，被後人尊稱為“醫聖”。張仲景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的“辨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 東漢末年，我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臨床醫學家張仲景。他不僅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以精湛的醫術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寫出了一部創造性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這部巨著的問世，使我國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張仲景出生在沒落的官僚家庭，其父親張宗漢是個讀書人，在朝廷做官。由於家庭的特殊條件，使他從小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典籍。他也篤實好學，博覽群書，並且酷愛醫學。他從史書上看到扁鵲望診齊桓侯的故事，對扁鵲高超的醫術非常欽佩。“餘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從此他對醫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為他後來成為一代醫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當時社會，人心渙散，朝政不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兵禍綿延，到處都是戰亂，黎民百姓飽受戰亂之災，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於非命，真是“生靈塗炭，橫屍遍野”，慘不忍睹。而府衙自顧不暇，為爭權奪勢，發動戰爭。這使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憐憫百姓，萌發了學醫救民的願望。漢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歲左右時，就拜同郡醫生張伯祖為師，學習醫術。 張伯祖當時是一位有名的醫家，他性格沉穩，生活簡樸，對醫學刻苦鑽研。每次給病人看病、開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慮。經他治療過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癒，他很受百姓尊重。張仲景跟他學醫非常用心，無論是外出診病、抄方抓藥，還是上山採藥、回家炮製，從不怕苦不怕累。張伯祖非常喜歡這個學生，把自己畢生行醫積累的豐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給他。 比張仲景年長的一個同鄉何顒對他頗為了解，曾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 意思是說張仲景才思過人，善思好學，聰明穩重，但是沒有做官的氣質和風采，不宜做官。只要專心學醫，將來一定能成為有名的醫家。何顒的話更加堅定了張仲景學醫的信心，從此他學習更加刻苦。他博覽醫書，廣泛吸收各醫家的經驗用於臨床診斷，進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個有名氣的醫生，以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他的老師。當時的人稱讚他“其識用精微過其師”。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這個理論作了發展。他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他除了“勤求古訓”，還“博採眾方”，廣泛蒐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藥，甚至民間驗方也盡力蒐集。他對民間喜用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坐藥、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藥，人工呼吸等多種具體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廣積資料。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的經驗，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又名《傷寒卒病論》）。這部著作在公元210年左右寫成而“大行於世”。到了晉代，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金匱要略》就是該書的雜病部分。 儘管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但由於他父親曾在朝廷做過官，（漢代從漢武帝開始實行舉“孝廉”“良才”的選官制度，“舉孝廉”，這是漢代發現和培養官吏預備人選的一種方法。它規定每二十萬戶中每年要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職。被舉之學子，除博學多才外，更須孝順父母，行為清廉，故稱為孝廉。在漢代，“孝廉”已作為選拔官員的一項科目，沒有“孝廉”品德者不能為官。）東漢末期多舉世家子弟，仲景承襲家門，在靈帝時（約公元168～188年），被州郡舉為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為長沙太守（長沙郡：秦置，下轄湘、羅、益陽、陰山、零陵、衡山、宋、桂陽等9縣，治所湘縣【今長沙市】）。 但他仍用自己的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