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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繚（生卒年不詳），名繚。姓早已失傳，因做過秦國國尉，遂以官為姓。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人。秦王嬴政的重要謀臣。戰國時期軍事學家。 秦王贏政十年（前237年），尉繚從魏國來到了秦國。尉繚一眼就看穿了秦王贏政陰險的內心，不願為秦王效勞。於是等待時機逃離秦國。然而，秦王得知訊息，馬上派人誠心挽留，並將其任命為秦國國尉。 尉繚自始至終參加了大秦王朝的統一戰爭，對秦國制定軍事路線和軍事戰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適應新興封建階級政權變法圖強、兼併統一的需要，在軍事思想上繼承前人又有深化。認為戰爭性質有“義”與“不義”之分，主張“挾義而戰”，誅暴亂，禁不義，攻取一國一地後，保持社會安定；注重正確決策，靈活運用謀略，以爭取主動；強調“制必先定”、明常決罰。尉繚著《尉繚子》為“武經七書”之一，其軍事理論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尉繚一生事蹟，史籍載之不詳，大約活動於魏國由安邑遷都於大梁的歷史時期，著名的軍事家。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遊說，被任為國尉後，因稱尉繚。 古代多以官名作為姓名，如宗正此姓，源於漢朝劉德，官至宗正，為九卿之一，即主持皇家宮室事務的官員。劉德的支庶子孫有的以祖上官職名命姓，稱宗正氏，後來加文而為宗政氏。尉繚之父、爺爺、太爺均在魏國擔任國尉職位，而後尉繚又在秦國擔任國尉之職，故人多以稱之尉繚。 從《史記》的記載可知，秦始皇時代的尉繚，可能是梁惠王時期的尉繚，也有可能是他人。然而既是同名，又同是魏國人（或大梁人），兩個尉繚又都知兵法，知人事，知政治。其見解又是如此之接近，故不能以其年高不能著兵法就斷定他們是兩個尉繚。據此，魏惠王時期的尉繚與秦時的尉繚為同一個人是有可能的。 尉繚對當時戰爭總的看法是：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反對殺人越貨的非正義戰爭，支援“誅暴亂、禁不義”的正義戰爭。明確指出：“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 關於進行戰爭的戰略戰術，尉繚強調對戰爭要有全面的認識，指出道勝、威勝、力勝等三種不同而又相互聯絡的取勝策略。認為懂得了這三種所以取勝的辦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他指出戰爭中將帥指揮的重要性。“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就是要正確分析敵情，慎重選好將領，而後出兵。將帥與士卒之間，要如心（大腦）與四肢那樣協調一致，成為一個整體，方能謀略高明，機智果斷地進行正確指揮。 他主張治軍必須先立法制，並要執法嚴明，才能整齊統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堅陣敢攻，做到“天下莫能當其戰”。對違背軍紀、軍令者要施以重刑，嚴懲戰敗、投降、逃跑的將領和士兵，使上下畏懼，專心向敵。 在具體的戰術上，尉繚還實踐了當時最先進的方法，如在列陣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鎮”。這樣的陣法，錯落有致，便於指揮。這一點在今人能見到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可以得到證明。 關於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尉繚把它比喻為植物的軀幹同種子的關係，所謂“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裡，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並指出，沒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軍事又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作者反覆強調發展生產對於軍事的重要意義，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織為治國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民富國強，本固兵堅，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繚以樸素的辯證觀點，提出了治軍的12條正反面經驗。按照12條正面經驗去做，就可以壓倒敵人；反之，則會被敵人所壓倒。 正面的12條經驗是：樹立威信在於不輕易變更號令，給人恩惠在於獎賞及時，當機善斷在於能順應各種事態的變化，戰勝敵人在於掌握了敵我雙方計程車氣：進攻取勝在於出其不意，防守堅固在於修整防禦工事，不犯錯誤在於守法度，不陷於困境在於有準備，謹慎在於防微杜漸，明智在於能處置大事，消除禍害在於果敢善斷；能得眾心在於謙恭待人。 即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吃苦在疥，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制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制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後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