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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攀並不認為高兵當初沒對警方說實話有多麼的可恨，他只是一個普通人，面對可能危及到所有家人乃至家破人亡的威脅他選擇了投降妥協，選擇了像一隻鴕鳥那樣把腦袋埋進沙堆裡，這不算錯。
九十年代，我國還沒有制定完整的證人保護條例，甚至很多警察還沒有養成證人需要保護的意識。也就是說，就算高兵拿出證據證明了誰是兇手，最後他的身份也可能被洩『露』出去從而遭到報復。
唔，當然，從警方的角度來看，或許很多警察會認為高兵懦弱得讓人不禁豎起中指鄙夷他，那麼多女人受害，你堂堂一個大男人明明和兇手打了交道卻不敢站出來舉報，你還是男人嗎？可是，從高兵的家人的角度來看，能夠保護好家庭的男人才叫真的男人。還是那句話，屁股決定腦袋，誰都沒錯，沈攀略一晃神，又把注意力集中回來到高兵身上。
“我是深思過的，其實就算我告訴警察，估計他們也會認為我在說假話。沒有證據，沒有車牌，我兩次都沒見到那人的臉，你說警察拿什麼來相信我啊。”高兵半醉，但他腦子還是清醒的，沈攀點點頭同意他這個說法。
那麼大的案子，警方需要的是確鑿的證據，高兵當初的處境絕不是幾句話就能夠脫身的，警方必定會讓他找出證據證明他所說的，而這恰恰就是高兵所缺乏的。不過嘛，沈攀對高兵的某句話有些驚訝，他問道：“你是說你在河邊、在廠子外面都沒有看清楚那個人的面孔和車牌？”
高兵沒撒謊，答案也非常簡單，前後兩次見到那個人的時候，那人都戴著一個大大的口罩，車牌是取掉的，留下的只是曾經懸掛車牌的痕跡… …高兵是汽修工，對車子是非常熟悉，哪怕那臺桑塔納成『色』非常新，但他看一眼車屁股後面就知道那是一臺上過牌了的車。
這才是山窮水盡真無路了，沈攀忽然想起以前在警校的時候包松林說過的一句話：犯罪嫌疑人一分鐘沒有落入法網警察就不能高興得過早，世間事變幻莫測，保不定什麼地方就出了問題，所以每一個證據一定要扣死，才能讓真正的罪犯無所遁形。
這話用在這裡還就對了，用盡了一切的心思，有考慮到十五年的漫長時間，沈攀好不容易讓高兵開了口，可誰知道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結論！
高兵自己也想到了這一點，他挺不好意思的對沈攀說道：“沈警官，很抱歉沒能幫到你，要不這樣，今晚我請客，我請你喝酒。”對高兵來說，和一個警察攀上關係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以後在生意上還是其他問題上遇到麻煩這都是一條很實用的人脈，所以他並不在意今晚是誰掏錢，或者說他更願意今晚是他請客。
沈攀笑了起來，他一邊笑一邊搖著頭，開什麼玩笑，讓高兵付賬，這把他看成了什麼人。他沈攀還沒有讓證人掏錢請客的習慣，再說了，這是違規，刑偵大隊對此有明確規定，他更不會因此犯錯。
“沒事，其實你也有功勞的，並不是說你必須看到犯罪嫌疑人的面目才能給我們提供幫助。”在沈攀眼裡，高兵掌握的證據很多，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罷了：“這樣，我們也不再添酒了，喝醉了不好辦事，你看行不行？改天我辦完這個案子抓住那個罪犯再請你大喝一頓，接下來我還有事需要你幫忙來著。”
所謂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高兵正覺得心裡過意不去，好像他今天就成了來白吃白喝的一樣，聽到沈攀這麼一說頓時大喜的拍著桌子，提高了嗓門說道：“沒事，你說了算，需要我做什麼你儘管說，只要是我能做到我絕不推辭。”
既然高兵表了態，沈攀也就來得乾脆，他“稀里嘩啦”的把滿座的菜碟推到一邊，反正就他們兩人，有兩個位置的桌面是空著的嘛。接著沈攀又掏出自己的那個小本本和鉛筆遞到高兵面前，說道：“高兵，你仔細的回憶一下，把你看到的那臺車的所有特徵寫下來，例如擦掛的痕跡，磕碰的印記等等，還有那個人的大致身高、髮型，包括穿的鞋子等一切你見到過的還能記起的印象都算。”
沈攀認為，王曉靜的案子發生的時候剛進二零零零年，桑塔納在國內還沒有被淘汰。那個年代甚至很多市縣機構都還在購買桑塔納，從車輛入手應該相對容易。只要找到車，透過車找人並不困難，同樣的道理，那個年代考駕照還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並不是像現在只要超過十八歲的男男女女幾乎人手一本駕駛執照呢。
高兵對此沒有任何的抗拒心理，他只是一邊接過本子和筆一邊尷尬的說了一句：“我的字寫得不好，你別笑話啊。”字型的好壞對沈攀沒有影響，這句話他也不好接下去，只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