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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趙主父介紹，冠子乃楚國人，因為喜好用一種像稚雞的鳥類的羽『毛』裝飾發冠，而被人稱為冠子。
至於本名，卻不得而知。
當蒙仲因為成功收服了那五百名士卒而向趙主父覆命時，冠子正在向趙主父講述他的治國主張。
可能是正聽得津津有味，趙主父並沒有第一時間詢問蒙仲的來意，而是讓蒙仲亦在席位中就坐，與他一同傾聽冠子的主張。
冠子的治國主張，鑑於他也是道家子弟，因此自然也是以道家“無為”思想為核心，即讓國家以“順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君主）莫要再做多餘的事。
何謂以順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呢？
即順從“天理”。
比如說刀耕火種，在此之前並沒有其他生命教授人（類）那樣做，是人（類）自行領悟並加以沿用的，簡單地說，即文明發展的必然過程，它是不會因為個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人在發展文明的同時，勢必會出現刀耕火種的階段，以擺脫茹『毛』飲血的舊習俗。
國家亦是如此。
從最初的部落，到後來的氏族，再到多氏族的國家，再到如今天下的各國，它的行程與發展，其實是有一種必然的趨勢的。
人不可超前，也不可保守，順從文明發展的趨勢，順勢而為，也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主張。
關於這件事，冠子拿法家思想舉了例子。
法，古代歷來就有，但那時的法是不完善的，說白了全部都君主、貴族說了算，我說你犯法就是犯法，弱勢群體毫無反抗之力。直到鄭國國相子產鑄造刑鼎，將國法公佈於眾，法才逐漸完善，被世人所知。
而在此之後，法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約束強勢群體的枷鎖。
那麼試問，既然“法”的出現是為了約束王族、公族、貴族，為何鄭國的王族與貴族要推行它呢？
很簡單，因為此前不公平的“法”，遭到了相對弱勢群體即新興地主與貴族的強烈反抗，新舊貴族階級因為利益糾紛產生了強烈的衝突，使得國家出現了動『蕩』，迫使子產鑄造刑鼎，將“法”公開化，緩解階級矛盾。
所以說，法的完善與公開，也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而由此誕生的法家思想，它也是會必然出現的。
而冠子想要告誡趙主父的，即莫要像曾經鄭國那些抗拒“刑鼎”的舊貴族那樣，對“新事物”的出現持抗拒心理，而是應該豁達地去接受它，因為很多“新事物”的出現，是（文明發展）所必然會出現的，它不會因為個別人的阻撓就終止或者消失。
在冠子講述這段時，蒙仲在旁亦是仔細聽著。
不過，由於他也是道家弟子，並且也從他老師莊子那邊聽過類似的言論，因此冠子所講述的那些，倒也沒能使他感到有多麼新奇畢竟這就是道家的“順其自然”主張。
唯一感到新奇的，即冠子對於“無為”的重新定義，他在道家無為治國思想中加入了法家思想，將“無為”定義為法規律而治、法制度而治，即先制定良好的法制秩序，再來實現“無為而治”。
比如說，冠子認為應該嚴格規定國家的新政體制，伍（五）家為伍、設伍長；什（十）伍為裡，設裡司；四里為扁，設扁長；十扁為鄉，設鄉師；五鄉為縣，設縣嗇（sè）夫；十縣為郡，派士大夫守衛。
在此基礎上，伍長、裡司、扁長、鄉師，到郡大夫，再到柱國（將軍）、令尹（國相），逐級負責告『奸』、舉賢、行教、布令，且按規定向上彙報，而君主也逐級下達命令。
冠子稱此為天曲日術，可以讓“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
不得不說，冠子的這套國家體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楚國制度的影響，但它卻比齊桓公、管仲時期的齊法更嚴密，比商鞅治秦的法度更具體，將道家的“法天地而治”轉化為“法制度而治”。
縱使是蒙仲，亦獲益良多。
“蒙仲，你覺得如何？”趙主父笑問蒙仲道。
蒙仲想了想，回答道：“冠子所說的法制度，在下理解為，使國家形成一種良『性』的秩序……”
“秩序？”冠子聞言眼睛一亮，笑著稱讚道：“這個詞用得好。”
的確，他所主張的法制度，其實就是使國家形成一套良『性』可持續發展的秩序，而在此基礎上，君主就能實現“無為而治”。
必須承認，此前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太過於深奧，以至於縱使趙主父這樣的君主有時候也琢磨不透，而冠子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