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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營養午餐計劃的成本，只是每個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員發現該計劃大幅提升了學生的營養、發育速度和到課率，對女孩尤其如此。然而該計劃並未能充分實施。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大約有5000萬名學生原本可以從營養午餐中受益，卻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得到幫助。
剛果一所學校鼓勵學生留校。校方正在給孩子提供食品。
（拍攝：尼可拉斯）
以上我們討論的各種方法，在提升學生到課率方面都已證實有效。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學生一旦上學，如何提升他們的學習質量？一個特別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方法，是提供小額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女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肯亞主持了一項研究，該研究調查了改善教學質量的六種不同方式，小至免費提供教科書，大至學生贊助計劃。其中最能提升學生考試成績的方式，是規定參加六年級考試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會得到19美元的獎學金。19美元就能讓她們繼續讀七、八年級，同時，在大會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榮譽，女孩們個個受到激勵。發放獎學金的學校是隨機挑選的，而這些學校女生的學業表現明顯比對照學校的女生優異——甚至連能力較差、實際上沒什麼機會贏得獎學金的女生，也表現得比對照學校的女生優異許多。男孩也表現較好，顯然是因為女生帶來的壓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績落後的羞辱。
這種援助計劃都已被證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計劃都得到了同等對待。過去幾年來，增加對外援助的呼籲遭到過集體反對。紐約大學教授、世界銀行的資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這樣一個懷疑論者。他認為救援物資常遭到浪費，而且有時候造成的傷害大於好處。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者，他不屈不撓地熱情呼籲，希望有更多援助用於打擊瘧疾和艾滋病以及幫助一些國家擺脫貧窮，他的著作卻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諷。也有其他經濟學家指出，一國得到的救援多寡與促進該國的發展程度之間，很難找到任何相關性。如同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於2008年在《經濟及統計報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一國得到的救援資源多寡與促進該國的經濟成長之間是否有正面（或負面）的關係，我們沒找到多少有力的證據。我們也沒找到證據顯示，在較佳的政策或地理環境中，救援工作會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來得有效。
我們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諾（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援非洲的救援活動，也瞭解其中的細微之處。他談論扶貧政策很有針對性，就有如他唱歌那麼動聽。但是2007年，當波諾在坦尚尼亞的一場國際會議中發表演說時，一些非洲人起鬨，堅稱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應該少管閒事。烏干達人安德魯·姆溫達（Andrew Mwenda）也抱怨“國際善意雞尾酒”的災難性後果。肯亞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懇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請你們住手吧。”
這些懷疑論者的某些論點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來，援助要執行得當，通常比人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2000年，在奈及利亞舉行的世界衛生會議設定了一個目標：為預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讓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帳。而現實情況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帳。也有人提出比較合理的顧慮，認為救援活動使得非洲國家的匯率上漲，削弱了當地企業的競爭力。
甚至連簡單的介入，比如防止艾滋病病毒在分娩時發生母子垂直感染，想要執行得當，也比任何一個坐在扶手椅裡的美國人所能想象的還要困難許多。一份四美元劑量的“衛滋”，就能讓新生嬰兒免於感染，因此這種介入方式被稱為“公共衛生的低垂果實”。但是就算孕婦接受艾滋病檢測，就算她到醫院生產，就算醫院備有“衛滋”而且在第一時間幫她注射，就算院方教導她不要以母乳餵養嬰兒以免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就算院方免費送嬰兒配方奶粉給這名母親，並且教導她如何給奶瓶消毒——就算做到以上所有準備，這套預防系統也往往失敗。許多婦女出院回家時，就直接把奶粉丟在醫院外的樹叢中。為什麼？因為婦女生活在非洲村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