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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模式包括天花接種計劃，拯救腹瀉嬰兒的口服葡萄糖電解質液治療法（ORT），以及鼓勵車輛安裝安全帶與氣囊的推廣運動。如果真的有心要降低孕產婦死亡率，也同樣要考慮到公共衛生的觀點——減少意外懷孕及提供產前護理，好減少緊急醫療危機事件。
有時候，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跟醫療完全無關。比如說，一個不落窠臼減少懷孕的方式，就是為女生提供校服，這樣她們就會在學校待得久一點——也就是說她們會延遲結婚和懷孕，直到她們更有能力生育。一項南非的研究發現，每18個月給女孩發一次價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夠提升她們繼續上學的可能性，因此也會大幅降低她們懷孕的次數。
艾倫·羅森菲爾德努力把實務醫學與這種公共衛生觀點結合起來，成為孕產婦健康領域的社會企業家。艾倫原本只打算把他在奈及利亞的服務作為人生的一段插曲，就好像加入“和平部隊”（Peace Corps）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一樣。但面對周遭的強烈需要，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申請了一份泰國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uncil in Thailand）的工作。夫婦倆在泰國待了六年，組建家庭、學習泰語，並全心愛上了這個國家。然而，泰國海灘之美跟孕產婦病房的恐怖有如天壤之別。此外，子宮內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藥丸只有醫生開了處方才能拿到，這表示99％的民眾無法採用最有效的避孕方式。於是艾倫與衛生部共同研擬了一項具有革命性的方案：讓受過訓練的助產士也有權開處方。首先，他列出一份問題清單，讓助產士在詢問婦女時有個參考，能夠迅速開出處方；不好判斷的，則轉診醫生。很快，該方案在全泰國3000個地方正式實施，最後助產士也有權幫婦女安裝子宮內避孕器了。今天，我們很難體會這個方法的顛覆性。但是在以前，內科醫師嚴加守護他們的特權，如果誰把醫療責任託付給微不足道的助產士，那簡直是異端。
艾倫·羅森菲爾德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
（拍攝：坦尼亞·布拉甘蒂）
“這個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如果在今天，要稽核這樣一個方案一定很麻煩，”艾倫說。“但是當時我單槍匹馬，反而可以這麼做。”他的事業軌道已經定型，即致力於婦女生育安全的公共衛生工作。1975年，艾倫搬到紐約，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人口及家庭健康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Family Health）的主任。他發展了該領域的全球同盟網路，並在1985年與同事德博拉·梅因（Deborah Maine）聯合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文章，這篇文章刊登於全球衛生議題方面處於最前線的英國期刊《柳葉刀》上。文章裡提出：讓人費解的是，健康專業人士、決策者和政客們對孕產婦死亡的關注太少了。全世界的產科醫生在這方面尤其翫忽職守。大部分產科醫生疏於呼籲人們重視這個問題，也沒有遊說相關機構推行重要計劃、調整先後順序，而是把焦點放在強調高科技的次專科上。
這篇文章引發了全球孕產婦健康的倡議運動，同時艾倫也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長。1999年，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提供了5000萬美元的資助，艾倫利用這筆錢成立了“孕產婦死亡殘疾防範組織”（Averting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AMDD），成為推動全球生育安全的先鋒。
漸漸地，艾倫不只把孕產婦死亡當成公共衛生的焦點議題，也把它當成人權議題來處理。“光靠技術來降低孕產婦死亡率是不夠的。”艾倫在一篇論文中寫道，“作為基本人權，孕婦應能安全生產並得到悉心護理。我們必須利用人權‘體制’，亦即法律、政策和習俗，約束美國各州根據條約履行義務。”
最早前往國外時，艾倫算是開路先鋒，但是目前這個領域的其他人已經趕上來了。“在我那個年代，我們連全球健康護理是什麼都不知道，”他回憶道。“我那時是特立獨行，但是今天有很多年輕人想要投身這個領域。”在今天的醫學院裡，全球公共衛生是個熱門議題。在哈佛醫學院裡，像保羅·法默這樣把精力主要投注在經營海地和盧安達的醫院，而不是位於波士頓那間辦公室裡的醫生們，都很受學生崇拜。
艾倫的人生在2005年發生了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