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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一句英文也不會說。”她能夠以低廉的費用把廢紙運回中國，因為貨船把玩具和衣服從中國運到加州港口後，回程大多沒有裝載任何商品。隨著中國對紙張需求的躥升，張茵的事業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國，在南方新興都市東莞開設了製造紙板的造紙廠，專做包裝出口商品的瓦楞紙箱。
張茵在加州的回收公司叫作“美國中南控股”，就交易量而言，目前是美國輸往中國最大的紙原料出口商。她在中國的造紙廠“玖龍紙業”有5000多名員工，但她還懷有更大的雄心壯志。“我的目標是在3～5年之後，讓玖龍成為紙板的第一品牌，”她跟我們《紐約時報》的朋友戴維·巴伯札（David Barboza）表示，“我一直渴望成為業界領袖。”
到了2006年，張茵的身家已達46億美元，在中國富豪榜上名列前茅。她當時應該是全球白手起家的女性當中最富有的，雖然後來的市場波動讓她的身家大幅下跌，還威脅到公司的運營。但無論如何，這其中隱含更大的寓意：根據追蹤中國財富的《胡潤百富》資料顯示，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十名中有六名是中國人。這再次反映出中國已為女性建立了更平等的競賽場。
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性別議題的模範：從壓制女性進化為解放女性，這表明只要有政治意願，文化障礙相對而言是可以快速克服的。全世界背景迥異的國家，比如盧安達、波札那、突尼西亞、摩洛哥、斯里蘭卡，也同樣在賦權女性方面有迅速的進展。挑戰依然存在，但是這些國家提醒我們，性別障礙是可以逐漸消除的，這對男性與女性來說都有好處。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人們對於反抗性交易、外陰切除或榮譽謀殺等懷疑的聲音，認為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好意碰到了數千年的傳統，哪起得了什麼作用呢？
我們以中國的例子來說明。一個世紀前，生為中國女性可以說是最為命苦的，裹小腳、童養媳、納妾及溺女嬰的習俗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20世紀初期的中國鄉村女孩，有時候甚至沒有真正的名字，只是被叫作“二妹”或“四妹”，或者更沒尊嚴地，被取名為“來弟”、“迎弟”或“招弟”，取“招來弟弟”之意。女孩們極少有機會接受教育，常被販賣，許多人最後淪落到上海的妓院。
那麼，批評裹小腳和溺女嬰這類現象，是西方人的文化帝國主義作祟嗎？或許吧，但是如此批評也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堅信某些價值觀，譬如全人類不管膚色或性別人人平等，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害怕為捍衛這些價值觀挺身而出；如果我們為了尊重他人的信仰或文化，而接受奴役、虐待、裹小腳、榮譽謀殺或外陰切除等廣泛存在的事實，這樣未免也太沒責任及道義心了。中國讓我們學到一點：我們不需要接受歧視女性是難以根除的“社會文化”這一觀點。要是文化無法改變，中國還會很窮，而雪莉也得蹬著三寸金蓮搖搖晃晃地走碎步。
爭取女性權益在當時的中國，跟在今天的中東一樣艱難，而且挫折連連。當時，看到年輕女性開始剪短髮，中國社會保守人士怒不可遏，認為這讓女人看起來像個男人。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街頭混混有時會把短髮女性抓過來，把她的頭髮全部扯掉，甚至割掉她的乳房。“要是想變得跟男人一樣，”他們說，“這樣才徹底！”
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較正確的一項政策是解放婦女。毛澤東把女性引進到勞動領域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廢止童養媳、賣淫和納妾。“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豪言壯語就是出自毛澤東之口。
中國在改善婦女地位方面取得的長足進展，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與之匹敵。過去100年來，中國已成為女性權益保護最好的國家（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中國都市的男性往往比大多數美國男人更會投入煮飯和帶小孩等家務事中。事實上，中國女性通常主導家庭決策，因此產生了“妻管嚴”這樣的說法。雖然在職場上歧視女性是事實，但不是因為性別主義的關係，而是僱主需特別提防中國對孕產婦的優待補助。
我們可以看到雪莉祖先所住的中國南部村莊也在不斷進步。雪莉的外婆五歲時，被母親用裹腳布把她的腳從趾頭纏到腳跟，冒著從此將會壓碎小骨頭的風險，只為讓她擁有小巧嬌美的三寸金蓮。這種小腳被認為是性感美麗的：19世紀的中國人描述女性小腳的詞彙，比描述胸部的修辭更色情。與丈夫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後，雪莉的外婆把裹腳布拆掉，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她一輩子生了七個孩子，是位意志堅強的母親，但是一直到生命結束時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