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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的工作也可以開始。煬帝在詔書中要求：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負責營建的是擔任營作大監的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和擔任營作副監的將作大匠宇文愷。
“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楊素代表朝廷負總責，楊達是前任的工部尚書，建築師則是宇文愷。宇文愷是隋朝的天才皇家建築師，堪比希特勒手下的阿爾伯特？施佩爾，文帝時的仁壽宮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宇文愷對嘴上說“務從節儉”的煬帝心裡的想法非常清楚，因為即使是真正倡導節約的文帝也不免被富麗堂皇之極的宮殿所傾倒，而放棄其一貫主張，更不要說這個偽裝節儉的新皇帝。僅僅十個月，一座新城就建造完成，其“制度窮極”，令煬帝“大悅之”。
其中修建洛陽乾元殿的情形，在《貞觀政要》卷2中，張玄素描繪說：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江西）採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此時完成的洛陽城，還只是行政用途。隨後，煬帝的個人宮殿也開始動工。
其宮殿的規模之驚人遠非現在所見之宮殿能比擬，顯仁宮“周圍數百里”。西苑“週二百里”。又於皂澗營顯仁宮。苑囿連線。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西苑，名曰芳華苑。《資治通鑑？隋紀四》記載了西苑的神仙世界：五月，筑西苑，週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裡；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淆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在洛陽城，每一座宮殿都是一座城市。洛陽城是城市的城市，萬城之城。帝國中心洛陽不是憑空建造起來的，洛陽城本身並不處在一個物產富庶的區域，就連長安，到了唐朝時，供應都是捉襟見肘。 “（唐都長安）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在隋朝時的洛陽更是如此。《隋書？食貨志》就說：“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修建乾元殿的大木是從江西採來，修建顯仁宮時，“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資治通鑑？隋紀四》載：“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之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
全國的物產於是如同浴缸裡拔了塞子的水一般迅速向洛陽傾洩下去，洛陽城，成了整個國家財富的集散地。物產聚集，更需人氣。煬帝“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隋書？食貨志》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除此之外，還從各地調集工匠充實洛陽，“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為部京戶，六千餘家。”《大業雜記》載：“江北諸郡送工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於建陽門東道北十二坊，北臨洛水，給藝戶居住。”一時洛陽富商聚集，冠蓋如雲，百業俱興，熱鬧非凡。把豪族、富商遷到洛陽，韓國磐在《隋唐五代史綱》中認為目的在於“削弱地方豪族勢力”，其實史家們是誇大了豪族的勢力。如果煬帝敵視豪族、富商，也不應該遷到自己身邊；如果真要削弱他們的勢力，採取其他辦法更好。把豪族、富商遷到洛陽的目的只是為了繁榮洛陽城。按超豪華的標準興建東都，大興勞役，使農業勞動力銳減。
同時，為了充實城市，繁榮市場，大量遷入城市人口，又使得城市的糧食供應嚴重緊缺。文帝所建的幾個常平倉已經遠水不解近渴，滿足不了洛陽城的龐大需求。為此，煬帝又在東都新建了含嘉倉、興洛倉和回洛倉來儲備糧食。興洛倉和回洛倉的規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週迴二十餘裡，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並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週迴十里，穿三百窖。不僅糧食儲備如此，連鹽的儲藏量都非常驚人：街西有子羅倉（含嘉倉），倉有鹽二十萬石。
煬帝在解決了住宿和吃飯問題後，又開始考慮出行的事。運河的修建，在煬帝的大業規劃中實為必要。透過運河，既可以解決糧食、物品向中心城市集中的運輸問題，又可以解決煬帝的浩蕩出行問題，可稱一舉而兩得。而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