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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核奪施行”。（27）
這一駭人聽聞的說法傳出後，引起了中國官場不小的震動，在洋務官員看來，赫德這一舉動，大有項莊舞劍的嫌疑。當時赫德正在極力向中國推銷鐵甲艦、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員監督的日意格因為經常指摘英國艦船的缺點，可能成為了赫德的眼中釘。同時，推銷英國船隻的最大競爭對手，無疑是中國國內的造船企業，挑“康濟”的問題，無外乎是給官場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艦水平不行的印象。
對於赫德的批評，洋務派官員立刻群起回擊，以防被清流保守派藉機生事。時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總理衙門，稱赫德的行文“足證遇事關心認真”，但是將普通商船規範引用來挑剔“康濟”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別於黎兆棠溫文爾雅的反應，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舉動顯得更為有力。先是轉述了事件當事人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會辦徐潤查驗的結果。即“康濟”艦原本是軍艦艦型，“不計裝貨多寡”。商議撥給招商局後，“將船中添配船面，連線船頭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裝搭客”。稱“康濟”從馬尾開往上海的途中，“亦覺平穩”，雖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穩性與招商局進口的商船並無多少差別。到達上海後，招商局為“康濟”艦投保，“洋行保險驗船人到船細看，均稱船身堅固，行駛平穩，否則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險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經過一番事實陳述，李鴻章做出結論性的建議，認為福州理船廳的說法“恐非確論”。此後，李鴻章又再度詳細上奏清廷，力陳“康濟”艦經過實際使用，“亦稱平穩”，所謂尖底船不能用於商用的說法不可靠。在李鴻章的有力支援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連上書澄清，最終化解了這場大風波。
“康濟”撥給招商局後，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帶航線航行，實際運用中並沒有出現赫德說的危險情況。隨著招商局商船的進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濟”被調撥給同屬李鴻章淮系的北洋水師。和該級軍艦的首艦“威遠”一樣，“康濟”不久也成了練習艦。
1888年，隨著北洋海軍的正式成軍，軍中急需專門用於培訓魚雷專業士兵的練習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遂決定將“康濟”練習艦改為魚雷練習艦。（29）改造的內容主要是新增武備，回到福建船政進行施工，從之後的情況看，“康濟”艦簡直成了武器訓練平臺，所裝備的武器型號五花八門。共裝備有80磅瓦瓦蘇爾前膛炮一門，12磅阿姆斯特朗炮兩門，87mm克虜伯舢板炮四門，金陵製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門，諾典費爾德機關炮兩門，格林機關炮兩門。由於“康濟”艦體改動餘地較小，這些火炮大都安裝在艙房頂部。除此外，另加備了兩具從德國購買的14英寸魚雷發射管，用於教學訓練。（30）
北洋海軍覆沒後，停靠在劉公島鐵碼頭旁準備運載殘存官兵出島的“康濟”。非常巧合的是，這張照片中“康濟”艦左側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遠”艦。
甲午戰爭時，“康濟”艦未參與主要戰事，北洋海軍覆滅後，日軍將其解除武備，歸還給中國，用以運輸提督丁汝昌等人的靈柩，以及殘存的北洋海軍官兵離開劉公島。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師，“康濟”更名為“復濟”，重新充當練習艦，並參與了從日軍手中收回威海衛的儀式。推測於1910年左右退役。
“澄慶”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號鐵脅輪船“康濟”下水後第五天，船政第四號鐵脅輪船興工建造，仍然屬於“威遠”級。工期如此緊湊的緣由，在於當年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函商，沈葆楨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軍艦，要求從船政調撥。對於開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應相當積極，原本計劃調出“揚武”、“威遠”兩艘軍艦給江南，但當年中俄在西北發生齟牾，福建的海防形勢陷入緊張，無法外調分撥軍艦，遂決定立刻著手用輪機車間仿造出的第二臺康邦機器建造一艘新的鐵脅輪船，調給南洋。
船政後學堂首屆學生，中國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後來擔任“澄慶”艦管帶的蔣超英。
這時，船政大臣吳贊誠因病離職，赴江蘇求醫，直隸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廣東順德人，進士出身。丁日昌調職後，曾與吳贊誠同是第三任船政大臣的候選人。黎兆棠曾任津海關道等職，與治民直隸的李鴻章多有交往。接到清廷任命時，黎兆棠正因“心血過虧，血不養肝”等病在籍休養，病假到期後即奔赴福建，中途留意檢視了兩廣總督劉坤一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