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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時間，負責審訊的刑警走出小屋子向劉思緲彙報：“那小子好像走路撞到鬼了，怕得不行，所以交代的也很痛快，說是個戴著墨鏡、長著一臉大鬍子的人早晨用平實路的公用電話亭叫的快遞，約好今天上午9點半就在電話亭見面，交給他一個紙袋，說是工藝品，讓他用快遞公司的紙盒包裹，付了快遞費，並安排他在下午送到研究所來，其他的他就一概不知道了——看上去不像說謊。”
“看上去不像說謊”這個感覺得到了在場者的一致認可。
“這個大鬍子的相貌有什麼特徵嗎？”一直沉默的郭小芬突然問。
“有兩個。”負責審訊的刑警伸出兩根指頭，“一個是他戴著手套，另外一個是他說話的聲音似乎有點尖細，不男不女的，這讓那個快遞員感覺很好笑。”
如果大鬍子戴著手套，那麼儘管收信地址是他親筆寫的，包裝盒上也不可能留下他的指紋了。但是一個雄性激素如此發達、以至於滿臉大鬍子的人，為什麼說話聲音卻“不男不女”呢？這當然很容易讓人想到“化妝”這兩個字，可是化妝和聲音的反差如此之大，很容易被人注意，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讓人關注到自己“化妝過”這一事實呢，郭小芬百思不得其解。
劉思緲思忖了一下，對警員道：“你帶那個快遞員去一趟平實路，讓他指認一下那個電話亭，在附近察看一下有無攝像監控，如果有，聯絡有關方面儘快拿到監控影片。”然後拿起那個包裝盒，用裁紙刀裁開透明膠條，開啟了盒蓋，從裡面拎出一個牛皮紙袋。紙袋的袋口也是用透明膠封好的，劉思緲輕輕摸了一下，又長又硬的一根東西，似乎是扳手或樹枝，可是既沒有那麼重也沒有那麼輕。她把牛皮紙袋的外層又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確認沒有什麼線索之後，再一次拿起裁紙刀，小心翼翼地沿封口裁開，把裡面的東西拿了出來——
很長的一根骨頭。
彷彿是從白堊紀的地層裡發掘出來的，周身浮動著一層灰慘慘的光芒，乾淨得令人不寒而慄。
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到一陣目眩。一根骨頭，代表著生命的一截，這一截在生命還未終止時，是隱藏在面板、血管、組織、肌肉最深處的支撐物，偶爾的折斷和稍微的出露，都會帶來酷烈的創痛，證明著生命中最堅硬的往往也是最脆弱的。而現在，此時此刻，它就這樣單獨、孤獨、赤裸、悽慘地暴露在人們的面前，如此坦白而直率地告知：被它支撐的生命已經殘缺或告終……骨頭上面沒有一絲血跡，卻儘可以讓人充分想見它曾經的鮮血淋漓——
在這個異常幽暗的下午。
明明知道沒有機會，但還是要嘗試一下。
劉思緲著手準備提取寄件人在骨頭上可能留下的指紋。指紋分成兩種型別：顯性指紋和隱性指紋。無論是在泥土或蠟燭上按壓形成的“可塑性指紋”，還是用沾有血液、墨水的手指留下的“可見性指紋”，都屬於顯性指紋，比較容易發現和提取（例如用磁性刷）；而隱性指紋是指肉眼看不見但依舊客觀存在的指紋（如汗液指紋、油脂性指紋等），對它們需要進行某種處理或顯影，才能顯現出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指紋提取的方法越來越多，比如利用VMD（真空金屬沉積）技術，甚至能在慈禧太后的裹腳布上提取到李蓮英的指紋，但是犯罪現場的勘查人員還是喜歡那“老幾樣”：碘燻法、寧海得林法、硝酸銀法等等。從一根骨頭上提取指紋，劉思緲打算採用“凱瑟琳·弗林法”，這種以澳大利亞化學家凱瑟琳·弗林命名的方法，採用五氟化碘噴霧劑，可以讓留在粗糙、多孔的表面上的指紋迅速顯影。只是這種噴霧劑有毒，因此劉思緲親自戴上一次性塑膠護目鏡和塑膠面罩，走進驗屍間，到驗屍臺上去做這個工作——驗屍臺上方的渦輪式換氣扇可以將有害氣體直接抽走，排出室外。
當劉思緲走出驗屍間時，蕾蓉從她的神色中就可以看出：一無所獲。
“我越來越困惑了。”劉思緲的眉頭皺得緊緊的，“那個大鬍子快遞給你這根骨頭到底想做什麼？跟上次的頭骨一樣，雖然上面留下了不少粗野刮削的刀痕，但剔除得十分乾淨，而且用白水煮過，做過裸骨處理，我們不可能在上面找到任何有價值的資訊，又是一個沒有謎面的‘謎’。”
“不。”蕾蓉突然搖了搖頭說。
劉思緲望著她，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
“這一次，他給我們留下了謎面，或者說，留下了謎面的一個片段。”蕾蓉從劉思緲的手中拿過那根骨頭，“這是一根尺骨，就是人體前臂的兩根長骨之一，從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