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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停頓了一段時間，沒有新的舉措推出。
到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集中的變法，主要內容是：一、開阡陌（田間小路）平封疆。過去實行井田制，阡陌就是公田和私田之間的標記，封疆則是奴隸主封邑的邊界。現在把這些標記統統剷平，完全廢除了井田制。剷平的地方視為荒地，誰開墾，就歸誰所有。
二、普遍建立縣制。全國共設四十一縣（一說三十一縣），實行縣、鄉、裡三級管理體系，各級主官直接由君主任命，完全取消了原先的貴族封邑，形成完備的官僚機構。這與前期秦國在擴張中的“滅國設縣”有很大區別。
三、移風易俗。秦人長期與戎狄雜居，流行的是原始的“血婚制”，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新法禁止此類陋習，強制百姓建立自己獨立的小家庭。
四、統一度量衡、統一賦稅。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出土的戰國文物中有一種銅傢伙，是稱糧食用的，叫做“商鞅方升”。
就在這次變法的同年，秦國正式遷都至咸陽。
第十章千古豪邁是商君（3）
魏國此時迫於秦、趙的軍事壓力，已擬將都城向東遷至大梁（今河南開封），秦都東遷，落腳在渭河北，著眼點還是便於東進。
連續兩次集中變法，大有收效，據說“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戰，鄉邑大治”。
這時候的秦國，蛹化為蝶，已完全成了一個郡縣制和官僚制的“現代國家”，將奴隸制國家殘餘基本清空。
青年商鞅到這時已年近不惑，面對著自己的政治實驗成果，他也許常常撫髭大笑。這笑聲，在歷史的最高點上回蕩，空曠而無迴音。
作為一個個體的人，壽命很短暫，只有幾十年就會消失。能力也很有限，離開十五步遠，就很難聽清他在說些什麼。
可是，一個人只要有了超前的思想，在一個歷史的節點，切入一個國家的政治運作，他就可以獲得強悍而永久的生命力。
誰能想到：商鞅的思想可以走多遠，能達到何等廣大的疆域，能延續到何其遙遠的後世？
沒有商鞅，130多年後那個叫嬴政的小子，想建立一個北抵陰山、南至象郡的大帝國，那可能嗎？
沒有商鞅，150年後那個叫劉邦的無賴亭長，想建立一個為民族、為文字、為語言永久命名的大帝國，那可能嗎？
商鞅的笑是史上最孤獨的笑。唯一能夠感覺到他究竟做出了何等功業的，大概就只有33歲的開明君主嬴渠梁了。
秦孝公為何如此開明，是因為他是青年嗎？是因為他是超人嗎？都不是。歷史人物的動機，根源還在“利益”二字上。
嬴渠梁即位的時候，剛過弱冠之年，戴上了成人的帽子，他就是再聰明過人，也不可能有預知兩千年的智慧。
他的奮起自救，是看到了秦國如果不變，就有衰落的危險。
父親秦獻公在石門大捷中曾奪回部分河西之地，但在渠梁即位後不久，魏惠王就派名將龐涓攻秦，秦軍戰鬥不利，連都城櫟陽也被龐涓攻破。渠梁被迫把都城遷回舊都雍城，以避其鋒。原已奪回的河西之地，也盡都喪失。
嬴渠梁終於清醒了：秦國雖已復振，但落後的經濟、政治制度不變，仍是無法伸展，甚至有走向滅亡的可能。
作為一個個體，嬴渠梁不願跟著沒落的制度滅亡，於是選擇了身份轉換，不想再代表原來的那個階級了。
正因為他想跳槽，才找到了一個最佳的合作伙伴。正因為他不想為舊制度殉葬，所以才對商鞅無條件地支援。
比如，遷都咸陽，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這個決心的，還是嬴渠梁。除了戰略上的考慮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舊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世族，變法阻力過大。只有到咸陽去，才有可能痛痛快快地建立起通暢的官僚體系。
對於變法，秦孝公是真誠的，商鞅也很真誠。孝公對於這位知己，是一定要實現他當初的一個諾言的——“分土”。
他要給來自山東的知識分子衛鞅一個封邑。
他要給衛鞅以至尊公族般的待遇。
這就是——“商君”。
他只能孤獨絕望地隕滅19�他只能孤獨絕望地隕滅在華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輝煌了以後，也就埋下了悲劇的種子，其間並無科學的邏輯關聯，就這麼回事。
商鞅的事業，是人類史上罕見的大成功，他的命運也就此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