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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羅巴運過來的書籍沒有挑選，包羅永珍，要短時間把全部書籍翻譯成漢文不太現實，朕看可以先限制翻譯的書目，從基礎學科開始，以補大明在基礎學科方面不足，其它天文地理、小說戲劇、哲學等，以後再翻譯不遲。”
“是，臣明白了。”樊躍應道。
對西方書籍進行翻譯，王福並不是首創，早在萬曆三十五年，西曆徐光啟和利馬竇就合作翻譯了《測量法義》一書，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徐光啟、熊三撥、李之藻、傅泛際、王豐肅等人展開了對西洋書籍的大規模翻譯活動，或獨立，或與人合作，數十年時間，分別有《表度說》、《泰西水法》、《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寰有詮》……等七千餘冊書籍被翻譯成漢語，可謂規模宏大。
只是翻譯這些書籍的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雖然都是官員身份，他們在朝中權利卻不大，自然也成不了主流，這些翻譯過來的大多數書籍都只有小規模刊印，對於當時計程車子來說影響不大。
直到弘光七年，朝廷大興教育後，一些基礎知識採用了《幾何原本》、《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等書籍的內容，這些翻譯的書籍才開始得到了較多關注。
如今大明要翻譯的書籍不是數百，數千，而是數萬、數十萬，同文館自然也不能小打小鬧，任命顧炎武作為同文館館文之後，朝廷開始下旨招募翻譯人員，首批即招募了二百餘人，這些人當中，除了大部份是大明士子外，還有五十多人卻是歐洲人，其中包括畢方濟、瞿紗微、南懷仁等人。
此時艦隊歸來的熱潮尚沒有散去，藉著同文館對歐洲書籍大規模翻譯的東風，報紙也選出了一些正在翻譯的書籍進行連載，其中介紹地理、風俗的一些書籍得到了百姓歡迎，而介紹科技基礎的書籍則得到學生和技工們的歡迎，剛剛正要散去的歐洲熱潮重新火熱起來。
《大明皇家日報》適時推出評議文章，文章主張“時移事易，與時俱進。”眼下大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變局，儒家文化應有兼收包容之心，將一些過時的理論剔除，對儒家文化再進行定義，最後提出“新文化，新儒家。”的口號。
隨著大明工業化的推進，儒家當中的一些文化已經開始逐漸不適應，不少人早有所覺，如“父母在，不遠遊。”“土農工商”的分類，儒家對於奇巧陰技的輕視等等，只是沒有人系統的提出來，這篇文章無疑是首次提出要對儒家文化進行改造。
《大明皇家日報》一向是朝廷的喉舌，這篇文章一經發表，在士子心中引起激烈震動，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反對者對此捶胸頓足，若不是《大明皇家日報》後臺強硬，恐怕早被人砸了或放火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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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帝國東昇第八十九章到東方去
支持者則對這篇文章拍手叫好，不少人很快在報紙上寫文支援，一時之間報紙上滿是《新生活，新儒家》的口號，反對者看出不妙，也開始在報紙寫文，報紙頓時熱鬧非凡，充斥著辯論雙方彼此相反的觀點。WWw。
對於報紙上的論戰，王福並沒有作太多幹涉，沒有後世持續二百餘年文字獄的閹割，儒家文化還有很大的自我修正能力。最主要的，由於大明的重新崛起，華夏文明有著強烈的自信，並不象後世那樣需要對西方文明俯首崇拜，放眼四顧，華夏文明已領先周邊數千年之久，如今同樣領先於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歐羅巴，使華夏文明充足的底氣進行自我修正。
其實這種修正在王陽明主張心學時就已經開始，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到如今顧炎武等人提出的“經世致用，”無一不對理學進行了批判，這些思想無疑對於當前進行的工業發展有極大好處。
報紙上的辯論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分出勝負，只是新思想已經佔據了上風，經過一番換血，大明官員多出自於官辦學校，他們對於新儒家的提法接受很快，大明的發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弘光二十五年時，電報已經鋪滿了大明的各個縣城，做到了縣縣通電報，一些發達的地方已經通到鄉鎮。
對於電報這種新生事務，大明百姓完全沒有後世清朝時百姓的那種愚昧，認為電報要吸收人的靈魂才能將資訊瞬間傳遞千里，而是對電報持熱烈歡迎的態度，每當電報通到一個縣，縣裡電報房外當天就排起了長隊，他們爭先恐後對遠方的親人傳送電報，絲毫不顧電報高達每字一角銀幣的高價。
弘光二十五年，皇家電報公司以驚人的一千二百五十餘萬兩白銀收入，成為大明除中央銀行外，第一家年收入過千萬兩白銀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