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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形折,心罔弗辰。
往求平定,華嶽泰衡。
宗疏事裒,勞餘神□。
鬱塞昏徙,南潰衍亨。
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凡七十七字。王元美曰:‘銘詞未諧聖經,類周篆、穆天子語。’此為知言。
其次如周武王《銅盤銘》雲:
左林右泉,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亦豈三代語耶?其為贗作無疑。石鼓文,鄭樵謂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不足據。韋應物謂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馬子卿謂宇文周時作,更為妄論。唯董、程二氏以《左傳》成王有歧陽之蒐證之,鑿鑿可據。以後則秦《嶧山銘》,為宋淳化中鄭文寶刻,尚不失為古篆。漢隸之最佳也,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次則漢《曹景完碑》,一則神奇渾璞,一則豐贍高華。
至魏之《勸進碑》、《受禪碑》、《祀孔子碑》,後魏魯耶太守《張君頌》、李仲璇《修孔子廟碑》等等,優劣互見。漢隸已失,況其後乎。”仲清稱善。
春航道:“蘭亭聚訟紛紛,即定武本亦有二刻。真偽已分,究何以辨?”道生道:“蘭亭刻於唐太宗貞觀年,先太宗為秦王時,得於僧辨才處。貞觀十年,始命湯普、馮承素、諸葛貞、趙模,各臨拓以賜近臣。當時褚遂良、歐陽詢各有臨本,人並崇尚。所謂定武本者,歐臨是也。唐絹本者,褚臨是也。彼時歐臨石刻在禁中,後石晉之亂,契丹輦石投於殺虎口,既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入於庫中。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刊一別本,以應求者。此定武有真贗二刻。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失去。
及明弘治間,得於天師庵中,置於太學,而歐本復顯。褚摹絹本,當時廣賜各郡學宮,如潁上石、長治縣石皆得之,後明代潁上井中夜放光如虹,縣令荀公異之,掘地得蘭亭,並門銅□,舍利數顆,即為荀令攜至家。至今不知流落何處矣。至於各家臨本,不可勝數,諸公自有法眼,無俟鄙人陳說也。”
春航又道:“人說漢之碑,宋之帖,可以隻立千古,淳化、大 觀、絳帖、潭帖,此四帖可好?”道生道:“以鄙見論,以淳化為第一,次大觀,次絳帖,又次潭帖。然宋人常謂潭帖在閣帖之上,又謂淳化創始,兼以王著摹手不高,未及大觀之精美。然淳化氣運樸厚,大觀光彩浮動,比之詩,則盛而漸晚矣。”
眾人盡皆拜服。
子玉問道:“先生方才說唐詩中晚之分,小侄以唐詩自然推李、杜、韓三家,而王荊公定詩則稱杜、李,又選杜、韓、歐、李四家詩,則以李太白居四。元微之亦謂杜在李上,其優劣之意見於《工部墓誌》。以太白天才,竟有不滿人意處。韓昌黎則雲:‘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乃自真心傾倒之意,究何所折衷?”道生道:“詩以性情所近,近李則好李,近杜則好杜,李、杜兼近則兼好矣。
元微之粗率之文,頹唐之句,於李豈能相近?自然尊杜而貶李。王荊公謂李只是一個家法,杜則能包羅眾體,殊不知李亦何嘗不包羅眾體,特以不屑為瑣語,人即疑其不能。大抵論太白之詩,皆喜其天才橫逸,有石破天驚之妙。
《蜀道》、《天姥》諸篇,摹擬甚多,而我獨愛其《烏棲曲》、《烏夜啼》等篇,如《烏棲曲》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其《烏夜啼》雲: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其高才逸氣,與陳拾遺同聲合調。且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律詩殊少。常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以鄙見論之,李詩可以紹古,而杜詩可以開今,其中少有分辨,故非拘於聲調俳優者之所可擬議也。昌黎古詩,直追雅頌,有西京之遺風,其五七古尤好異鬥奇,怪誕百出,能傳李、杜所未傳。讀《南山》等篇,而《三都》、《兩京》不能專美於前。
人既無其博奧,又無其才力,盡見滿紙黝黑,嶄嶄□□,所以目為文體,至有韻之文不可讀之說。
此何異聽《鈞天》之樂,而謂其音節未諧。特其五七言絕句及近體詩非其所好,只備詩中一格,原不欲後人學詩,僅學其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