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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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到了近代，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度過八年抗戰等艱苦卓絕的難關，扭轉近代中國反侵略戰爭屢戰屢敗的局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全國人民為自強不息、不畏強權、熱愛和平、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所鼓舞，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尊嚴，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感天動地的活劇。

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是弱國打敗強國的典範。“七．七事變”前，日本的工業總產值就達到60億美元，而中國只有13。6億美元，其差距是4。4∶1。日本陸軍在數量上雖少於中國，但其訓練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軍軍力比率是8∶1，海軍軍力比率是13∶1。由此可見，日本的軍事力量佔有明顯優勢。但八年抗戰的結果眾所周知，現代化程度低、又貧又弱的中國戰勝了現代化程度高、又富又強的日本法西斯。那麼，貧弱的中國靠什麼戰勝在經濟、軍事力量方面比自己強大數倍的日本帝國主義呢？從有形的國力來說，在於中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經得起長期戰爭的消耗。從無形的國力來說，則在於中國軍民有為保衛國家頑強奮戰的愛國主義精神作後盾。日本侵略者雖然一時蹂躪我神州大地大片國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國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這是日本之所以最終失敗而中國之所以最後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國破家亡的慘烈現實，中國軍民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愛國主義光榮傳統，與強大的日本軍國主義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又一次譜寫出可歌可泣的中華民族精神新篇章。具體而言體現為以下方面：

一是痛恨日寇、鄙視漢奸的堅定立場。早在“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同胞就表示：“寧教白山黑水盡化為赤血之區，不願華胄倭奴同立於黃海之岸。”這不只是某個人的豪言壯語，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心聲。它表現了全民族在民族危機面前同仇敵愾、與日寇血戰到底的堅定立場。從日本關東軍的鐵蹄踏入瀋陽那天起，東北人民就自發地拿起土炮洋槍，掀起洶湧澎湃的反侵略鬥爭。此後14年中，從瀋陽到喜峰口，從蘆溝橋到上海，從徐州會戰到武漢保衛戰，從正面戰場到敵後游擊戰，中國人民同強大的敵人進行了生死搏鬥，無數中華兒女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動人的樂章。

在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鬥爭中，中華兒女一向盛讚英勇殺敵、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鄙視認賊作父、引狼入室的漢奸、賣國賊。愛國是大忠，賣國是鉅奸。“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便充分表達了中華兒女對民族敗類的唾棄。在抗日戰爭中，不甘做亡國虜的中華兒女同極少數民族敗類、漢奸、賣國賊同樣進行了堅決的不妥協的鬥爭，使王克敏、殷汝耕、汪精衛、周佛海等一小撮喪失民族氣節、賣身投靠日本軍國主義的漢奸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天網恢恢，日月昭昭，汪精衛等極少數漢奸賣國賊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猶如過街老鼠，惶恐度日，最後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二是頑強奮戰、血戰到底的堅強意志。長期以來，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鼓舞下，中華民族形成了積極進取的開拓精神、不畏強敵的鬥爭精神，顯示出“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堅強意志。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正是憑著堅不可摧的民族意志，堅持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洗雪了百年國恥，振奮了民族精神。這正如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所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

1937年9月，八路軍在協助第二戰區守衛晉北長城線防線時，取得平型關伏擊戰大捷，斃敵1000餘人，有力打擊了日寇的猖狂氣焰，首次打破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和士氣。在臺兒莊戰役中，日軍恃其裝備先進，炮火猛烈，不斷髮起衝擊，但中國守軍頑強奮戰，以傷亡近兩萬人的代價，擊潰了日軍精銳部隊對臺兒莊的進攻，殲敵一萬餘人，取得抗戰以來正面戰場的首次大捷。這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士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還應英國政府的請求，派出中國遠征軍入緬協同作戰。在1942年的入緬作戰中，中國遠征軍浴血奮戰，取得了東籲保衛戰、斯瓦阻擊戰、仁安羌解圍戰、東枝收復戰等勝利，使日軍遭到太平洋戰爭以來少有的沉重打擊，受到國內外人士的廣泛讚譽。正是因為中國軍民的頑強奮戰，牽制住日軍主力，才使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大大減輕，並對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