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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A·麥科恩和我的建議下，總統批准了一個為期四個月的試驗性計劃，將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開始實施。該計劃旨在使北越確信，停止對南越的入侵也將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來，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竟是如此的荒謬，以致於我們做出了毫無價值的努力——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後，對於新聞界，我的談話還是稍有保留的。在戰爭期間，或許，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幾乎無法保證自己的坦率和誠實。我認識到，令人失望的評論不僅會影響到我們正在支援的人們（南越人），也會使我們企圖戰勝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這是一個極為深奧、而又難以忍受的倫理道德的兩難窘境：在戰爭和危機時期，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徹底的坦誠，而又不使敵人受到絲毫的鼓舞和寬慰？
總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兩次採訪中，我是這樣說的：“我們注意到，越共的活動已極為明顯地增加了”（這是真實的）；但是，然後我又補充道，“我們考察了南越的計劃，並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將會獲得成功”（這充其量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在對總統的報告中，我的看法則是極為坦率和沮喪的，“局勢極為糟糕，”我告訴他，並預言道，“除非在隨後的兩到三個月中出現逆轉，否則，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實現中立化已是最佳結果了，而更為可能的則是，共產黨人最終控制了這個國家。”
我告訴他，無論是吳庭豔的繼承者，還是美方人員中都存在著問題。南越的將軍們均無執政的才能，他們明爭暗鬥、內訌不斷，在戰場上卻仍在節節敗退。反對政變的人曾擔心出現這種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這種結局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美方人員則缺乏統一的領導，他們很少交流資訊，猶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我嚴厲地指責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評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失職。實際上，他從不與保羅·D·哈金斯進行接觸，並獨自把持了從華盛頓發來的重要電報，拒絕讓對方看到電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來指揮一次綜合性的行動，而美國在南越的人員正處於此類行動中。我補充道，迪安·臘斯克、約翰·A·麥科恩也與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們都打算幫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聽勸阻。不管怎麼說，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擔任著大使的職務。
我們返回華盛頓不久後，總統收到了一份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蒙大拿州的民主黨人）提交的備忘錄，該檔案建議，美國應謀求建立一箇中立的東南亞——既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國人的控制，這可透過某種形式的停戰或其他的方法來實現。總統要求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此方案做出反應。
我們三人一致認為，邁克·曼斯菲爾德的方案將會導致南越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並會對美國和西方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我呈述了當時美國最高層文武官員們的基本看法： 在東南亞，寮國將幾乎肯定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會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態，而實際上，則接受共產黨人的統治。泰國所做出的姿態將會更加搖擺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亞騷擾的馬來西亞也會做出相同姿態。甚至，緬甸也會將這種局勢的發展視為一種清楚的標誌，即，這一地區目前將只能完全地納入共產主義陣營之中（這也將對印度的安全產生嚴重的後果）。
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對泰國持有堅定的立場，即使馬來西亞也做出堅定的姿態，即使諸如法國之類相距遙遠、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援“中立”的概念，但一個真正“中立”的東南亞，似乎仍無可能出現於事態的這種發展中。
在其它亞洲國家、以及在其它地區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國家的眼裡，南越將不僅是對美國堅定性的一種考驗，而且也是對美國處理“民族解放戰爭”能力的一種特殊考驗。就亞洲範圍而言，事情是極為明顯的——例如，對日本來說——美國的脫身及對共產黨人統治的認可，將會嚴重地影響人們的信心。廣而言之，任何一個在未來受到共產黨人威脅的國家，也無疑會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將會對他們負責到底。甚至，從理論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遠的地區，這一情況也有可能會出現的。
我之所以廣徵博引了我的備忘錄，這是基於兩點理由：為了表明，對於選擇我們的現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離——我們的分析和討論竟是如此的膚淺和有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