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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但許多美國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國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仍認為他是南越將軍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當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啟程前往西貢之前，總統在白宮召見了我們。在他臨別前的指示中，他說：“鮑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慶將軍在一起，面帶微笑並揮動著手臂，這可以向那裡的人們顯示，這個國家自始至終站在阮慶的背後。”
總統的希望變成了現實，對我來說，無窮無盡的侷促不安則始終伴隨著我。在三月中旬的幾天裡，只要美國人翻開報紙，開啟電視，即可目睹我的風采——與一位正在進行競選的政治家極為相象——我們周遊了整個南越，從湄公河三角洲到順化無處不留下了我們的身影，與那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阮慶將軍一起，我們肩並肩地站在成千上萬的越南人面前，試圖使他在其人民中樹立起權威。由於我們仍然沒有認識到，北越和越共的鬥爭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因此，我們也絕不可能意識到，鼓勵人們認識到阮慶和美國的一致性，對於廣大的越南人來說，極有可能僅僅強化了他們的某種觀念，即，阮慶的政府並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援，而是從美國那裡得到了支援。
處於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縛之中，我仍然企圖避免誤導公眾的看法，使他們正確地認識我們的進展。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們於夏威夷停下來加油，這時一位記者問我： “你昨天引證事實說，目前越南的局勢非常嚴峻，是這樣說的嗎？”我回答道：“是的，我認為是這樣。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報告的那樣，那裡的局勢非常嚴峻在三個月中，我們已看到了三屆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這種政局的變化，大大加強了他們的進攻、恐怖和騷擾的行動。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回到華盛頓四天以後，三月十六日，我對總統做了彙報，指出，自從政變以來，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嚴重的惡化。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政府的弱點已變得極為明顯。由北越支援的暴動和起義正與日俱增，然而，最為致命的因素則是，阮慶政府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的視察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看法，即阮慶絕沒有寬廣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識到此點，並非透過交談，而僅僅透過大部分村民們無動於衷的面部表情，即可獲知。進而言之，他對軍隊的控制似乎也是難以確定的。
我們再次討論了行動方針的選擇。由於多米諾式的效應，撤離似乎是無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幾次場合中，這已有定論，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樣，它仍不會得到眾多的支援。我也探討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結論是，戴高樂的主張將只會導致共產黨人在南越的得手，對於西方的安全來說，其嚴重的後果與美國撤離的後果並無二致。無人想到要問這樣的問題：如果戴高樂——就像我們從這種對西方的“衝擊”中所得到的那樣，他也會受到同樣的損失——能夠接受中立化，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國總統的公開言論並未涉及中立化的實質內容，因此，它只是一種缺乏嚴肅性的泛泛而言。在我會見了林登·B·約翰遜之後的幾個星期裡，法國外長莫里斯·顧夫· 德姆維爾對迪安·臘斯克承認道，巴黎缺乏一箇中立化的詳細方案，並指出，法國也不希望南越陷落於共產主義的陣營中。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向戴高樂施加壓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標，做盡可能的努力。然而，我們並未這樣做。
我也向總統彙報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建議，告訴他，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計劃已被詳細地討論了。就已得出的認識而言，此舉可能會導致中國人介入軍事的風險，與此同時，此舉也並非就能徹底擊垮北越的信念，嚴重地削弱他們的能力，使他們停止支援在南越地區進行的起義和暴動。然而，由於似乎沒有更佳的選擇，參加西貢會議的大多數人都對這種襲擊表示贊同。此舉猶如一種孤注一擲的力量，它將使我們的對越政策向前推進若干年。資料和分析均顯示，空襲將很難收到應有的效果，但是，由於決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說任何事，來阻止共產黨人的行動，以致於那些令人洩氣的報告常常受到人們的冷遇。
儘管，這是西貢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我仍然提出了反對發動空襲的建議。我指出，阮慶與我的看法一致，他聲稱，他在南越的基地還缺乏足夠的力量，難以承受北越可能進行的報復。儘管，我沒有提議介入更多的美國軍隊，但我還是同意，著手就美國空軍襲擊北方做出計劃。但是，對於引進美軍地面部隊一事，我們則未做任何的討論。
我將這些建議提交給總統，這也代表了與我同行的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