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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種說法作為一種訊號，提醒人們注意所有可能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事情。
大約正是這時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慶將軍改變了他的想法，開始以一種進攻姿態來反對北越了。漫長而乏味的戰爭使人感到厭倦，南部戰局毫無進展，加之河內的不斷介入，令人極為憤怒和煩惱，阮慶開始將眼光投入了北方，急於在那裡找到突破口。在五月四日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會見中，他提議應向北越發出警告，他們在南越進行的任何騷擾行動都將會得到嚴厲的報復。並且，他特別問道，美國是否準備轟炸北越。總統向我建議，在我與西德首腦會見之後，從波恩的返回途中，在西貢停下來，協同馬克斯威爾·泰勒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D·哈金斯和阮慶，對這個問題進行再次的審查。
五月十三日，我在西貢會見了阮慶。他說，自從我三月份訪問以來，他的確已改變了自己的看法。秘密的34A計劃在反對北越方面，並未取得有效成果，並且，它似乎也難以取得這樣的效果（我同意這一判斷）。與他三月份的說法恰恰相反，阮慶爭辯說，他在南越的基地的確還缺乏穩固和力量，但這可能正是一個立即向北越發動攻擊的恰當理由，而不是等待那些弱點被糾正。
然而，在我啟程離開西貢之前，阮慶又突然再次變換了想法。這時，他對我說，他不想對北越進行立即的空中襲擊，因為，他並不準備動用南越的軍隊來參與行動，也並不希望使用美國的戰鬥機。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激烈地表示反對，他要求立即對北方進行打擊，這包括切斷進入南方的物資和人員輸送，和摧毀河內進行戰爭的信念。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指出，可能會出現另一次政變來推翻阮慶，在這種情況中，“美國應當做好準備，極有可能會在金蘭灣裡指揮這個國家的行動。”我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在如何阻止政變，或者說，一旦其出現之後，應對其做出何種反應上，我也無力向總統提出像樣的建議。
正是在這種信念發生動搖和混亂的情況中，我發表了一個心血來潮和欠加考慮的公開發言，從那時起，這一發言一直緊緊地追隨在我的身後。四月二十四日，在國防部的一次新聞釋出會上，出現了下述的對話： 記者：部長先生，參議員（韋恩）莫爾斯（俄勒岡州的民主黨人）已經將此稱之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您對此有何看法？
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這是一場美國政府的戰爭。我按照總統制定的政策行事，並明顯與國務卿進行了緊密的合作。我不得不說（在上面的意義上），我並不反對稱它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我認為，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戰爭，我願意與之發生聯絡，併為贏得其勝利做出任何事情。
我試圖說明，面對重大的分歧和衝突，我感到，我有責任去做任何事情，以儘可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南越人提供的情報中存在著虛假和不實之處，身處於西貢和華盛頓兩地的美國軍政官員，對問題的理解又存在眾多的分歧。有鑑於此，總統和我都一致認為，必須派遣一名總統身邊的助手，每隔三十或六十天出訪越南一次，親自將考察的結果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彙報，並透過新聞界告知美國人民。這一差遣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結果，與華盛頓的其他任何高階官員相比，在戰爭問題上，我的看法對公眾的觀點有了更為緊密的影響。這是一個鐵的事實，我從不試圖否認這一點。在其它的政府中，這一角色或許會屬於其他人，然而，在此屆政府中，正是我扮演了這一角色。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報局向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就越南問題提交了一份專門的情報分析。其提供的訊息是令人沮喪的： 整體而言，南越的形勢仍處於極為脆弱的狀態之中。儘管，南越在戰爭中的實力已有所增強，但是，從整個國家來看，越共的壓力並未減弱，並繼續侵蝕著政府的權力，暗中破壞著美國和越南人的計劃，以及打擊著南越計程車氣。還無任何跡象顯示，這種趨勢已到達“底點”，如果在年底之時，這種衰落的趨勢仍不能被阻止的話，南越的反共立場將極有可能無立足之地。
由於並無現成的計劃來阻止“衰落的趨勢，”幾天之後，我們批准那些秘密行動計劃繼續延長四個月，它們原定於五月三十一日結束。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承認，34A行動計劃到此時還未收到像樣的效果，但他們認為，該計劃還是具有“走向高峰” 的潛力。然而，事實證明，在此之後，該計劃的實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並且，極有可能，它最終也導致了北越在東京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