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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已聚集了數百名怒氣衝衝的年輕人。任何經歷過聚眾滋事場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勁推開車門，走出來大聲說：“好吧，小夥子們，我回答你們的一兩個問題。但必須明確兩點：“你們在聚眾鬧事，有人可能會受傷，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鐘後我還有個約會。”
我問誰是負責人，“大學生民主協會”哈佛大學分會（一個激進的抗議團體）主席邁克爾·安薩拉拿出了麥克風。我建議我們上到車頂，既能看見大家，又能讓大家看見。
“在你們提問題之前，”我說：“我想讓你們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度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時光，也曾做過你們今天做的事。”
學生們報之以噓聲，還互相推來擠去。我認為乾脆宣告他們的威脅嚇不倒我！可能會避免進一步的暴力行為，所以我說：“那時候我比你們堅強，今天我更堅強。那時候我很講禮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講禮貌。”
問過幾個問題後，危險顯然更大了，所以我結束講話，跳下車來，擠進校園警衛為我開啟的昆西學院的一道門，來到一個四通八達、聯結哈佛大學許多大樓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這個地下迷宮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蘭克，他後來成了馬薩諸塞州第四國會選區的代表。巴尼·弗蘭克和我穿過迷宮，擺脫了其他學生，來到哈佛園內。我遵守諾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講了話，心情多少有些煩躁不安。我在哈佛廣場的一家寬敞明亮的書店裡瀏覽書籍半個小時，使自己平靜下來。
晚上我與迪克·諾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進晚餐。我們的談話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個想法：由於戰爭的程序出乎預料，未來的學者們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為這種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後再犯類似的錯誤。這種想法最終導致了《五角大樓檔案彙編》的形成。
返回華盛頓不久，我收到哈佛學院院長約翰·U·芒羅關於那次事件的一份來函。他寫道： 對於哈佛學院學生昨天對你採取的粗暴無禮的行動，我希望你接受我們深深的歉意。你來訪期間抽時間與大學生們進行座談，我們非常感謝。對於街上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們深感不安。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體衝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裡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為震驚。
我第二天寫信向芒羅院長表示感謝，我說： 你們沒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躍，我認為我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種興趣的願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種出格的行為不應該成為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
來自許多方面的反戰情緒繼續以我為攻擊目標。有時候，這種情緒來自我最關心的那些人。瑪格麗特和我仍然與傑基和博比·肯尼迪過往甚密，常與他們通電話，一有時間就去看他們。博比·肯尼迪已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見到他時，他似乎是個粗魯無禮的人，認為搞政治應不擇手段。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價值觀和對世界的理解向前邁進了三十年。
政府內外的一些人對我仍然與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來往頗感驚訝，因為林登·B· 約翰遜總統不信任他們。林登·B·約翰遜總統和博比·肯尼迪關係緊張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絕向共和黨提供捐贈一樣，林登·B·約翰遜也接受了我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實，因為他了解我對他的忠誠。當我與他在越南問題上分道揚鑣時，情況仍然如此。
傑基當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樣對總統有政治上的威脅，但是她對當時諸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絲毫不亞於她的這位小叔子。在我對我們的政策逐漸產生懷疑的漫長過程中，有一天傑基（她是我特別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淚流滿面，朝我發起火來。我對她大發其火感到手足無措，我至今仍記得事情的詳細經過。
當時瑪格麗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紐約同傑基共進晚餐。飯後，我們坐在她在曼哈頓的寓所書房的一個沙發上討論智利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作品。我們都非常喜歡她的詩《祈禱》。這首詩祈求上帝寬恕她深愛的一個男人，他自殺了。她寫道：“您說他殘忍嗎？您忘了我永遠愛他您知道，愛是痛苦的。”
傑基的確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緒受到了詩的感染還是我說的什麼話的影響，我不得而知。她對戰爭感到絕望和不滿。她的情緒波動極大，甚至說不出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