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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了。
三個星期後，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約兩萬至三萬五千名反戰人士到白宮前抗議示威。這次行動由“穩健核政策委員會”發起，由最活躍和最負責的反戰組織者桑福德·戈特利布領導，是一次和平和有序的示威活動。幾天後，全國聞名的兒科專家本傑明·斯波克博士和哈佛大學教授、“穩健核政策委員會”副主席H·斯圖爾特·休斯致電胡志明說，該委員會已經發起了遊行示威，並呼籲他接受美國的談判要求。他們說：“示威活動會繼續進行，但不會迫使美國撤回。”
許許多多的示威活動將接踵而至。
抗議者的某些觀點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們的憂慮心情。《華盛頓明星報》的專欄作家瑪麗·麥格羅裡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態度： 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對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動既不驚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樓內無疑只佔少數，但他這位軍事部門中的文職官員贊成自由發表意見。
“這個國家有保護言論自由和提反對意見的權利的傳統。”他說，“我們的政策由於辯論而變得更有衝擊力。”
國防部長很敬佩資深的社會黨人諾爾曼·托馬斯，他是上週六在此舉行的示威遊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說者。但是，國防部長不同意諾爾曼·托馬斯的這樣一個觀點：他 “更希望美國在東南亞拯救自己的靈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靈魂？”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問道：“你是透過抽身而退拯救你的靈魂呢？還是透過履行責任拯救你的靈魂呢？”
在美國各地普遍出現抗議活動時，北越和越共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這使威廉· 威斯特摩蘭又增加了所需美軍的估計數字。同時，我們在華盛頓的幾個人也重新開始想辦法謀求談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這兩件事一直是政府內部爭論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總統呈交了一份備忘錄（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為此後幾周內討論問題的基礎。這份備忘錄的內容如下： 二月份做出的轟炸北越的決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階段增派軍隊的計劃，只有在對美國長期舉行的遏制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構成支援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國、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蘇聯一樣，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極大。
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制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 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只有在與東南亞其它地區和另外兩條主要防線上的遏制努力相關連的情況下，把人力、財力和國家的名譽投入到南越的決定才有意義。亞洲的事態正在向對我們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兩個方向發展。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們有能力在以後十到二十年內使中國無從實現其目標，直到其熱情消逝為止。然而，即使我們能把某些責任轉給一些亞洲國家，對遏制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繼續轟炸北越和實施第二階段增兵計劃的任何決定——這會使大批美國人死亡，有進一步使戰爭升級的危險，會在更大程度上牽涉美國的名譽——必須要以美國在亞洲的長期利益為依據進行考慮。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體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我們也沒有考慮到我上文述及的情況：由於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事態發展，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已被削弱。而且，據檔案記載和我回憶，該備忘錄反映了當時幾乎所有美國政策制訂者的觀點。由於缺乏專門知識和歷史知識，給美國的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損害。
我的備忘錄接著對南越的形勢作了令人沮喪的評估。備忘錄指出，游擊戰仍很激烈，越共的進攻、破壞和恐怖主義行動沒有緩減的跡象；阮文紹和阮高其政府雖然倖存了下來，但無所作為；尤其糟糕的是，西貢對農村地區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農村。
我闡述了我們在南越的政治目標——一個獨立的和非共產黨的國家。之後，我寫道： “我們是否準備‘做出讓步達成和解’的問題也許不久就會凸現出來。”我分析了可供我們選擇的幾種方案後建議：“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軍兵力增加到三十五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