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悲劇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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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許多同事們對局勢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在穩步前進。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臘斯克說，“形勢已發展到北越不可能獲勝的地步”。沃爾特·羅斯托寫道：“總統先生，您應該能感覺到：受中共支援的河內的軍事進攻已不再被視為未來的主流了我們雖未獲得勝利，但我們正在向勝利邁進。”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來電說：“這場戰爭在軍事方面進展良好這意味著真正的危險（唯一真正的危險）在於美國人民是否會失去信心，做出‘讓孩子們回家’的選擇。這將成為失敗的主要原因。”白宮越南事務助理羅伯特·W·科默訪問南越歸來後報告說，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也是個現實主義者”。總統的高階顧問們都不支援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W·埃夫里爾·哈里曼表述的觀點：透過軍事手段不可能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所以，我們應該與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觸”，達成最佳的解決方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總統其他高階顧問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且日趨尖銳和公開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報告說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預計第二年春季“軍事形勢會完全不同於現在”。威廉·威斯特摩蘭同意這種看法。十月中旬我再次訪問南越以後，我對這種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詳細的報告中對總統說，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辦法能使戰爭很快結束”。影響我思考的問題有許多，我向總統做了詳細說明：　敵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毀，他們顯然已經適應了我們阻止他們獲得軍事勝利的新局面，採取了使我們疲於奔命和等待我們自動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們的國民意志的策略）。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有把軍事勝利變成“現實成果”——摧毀敵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們認為我們也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過去一年中，在越南發生的一件顯然有利於我們的事情是大批敵人在重大軍事行動中陣亡了。如果允許在報告中略做誇張的話，那麼敵人的損失必定每年超過六萬人。滲透路線似乎應該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敵人的意志有所動搖，而且，透過從北越輸入和在南越招兵，敵人顯然能超額補充其損失人數。

安民計劃毫無進展。與兩年或四年前相比，敵方全日制的地區性武裝和半日制的游擊隊的人數增加了許多；進攻行動、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的規模和強度也增加了　我們控制的人口數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層政治組織遍佈全國大部分地區，使其在情報方面佔有巨大優勢；到處都沒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貢和海軍陸戰隊的防線以內也是如此）；在農村地區，夜裡幾乎成了敵人的天下。

轟炸北越的霹靂計劃既未對滲透活動造成重大打擊，也未摧毀河內的意志。情報部門的人都承認這些是事實。

從（為民心民意而戰的）這場重要戰爭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境況沒有好轉，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惡化。這場重要戰爭必須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贏。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但是令人沮喪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況一樣，我們沒有好辦法訓練和鼓勵他們採取富有成效的行動。

面對這種不幸的局面，我們應該做什麼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無法回答。我只能建議總統長時間保持美國的軍事壓力，同時謀求談判。我希望這些努力能阻止對方靜等我方退出，避免沒完沒了地增派美軍，避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風險，增大透過持續施加壓力實現和解的可能性。

無論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認為“預期戰爭在未來兩年中獲得令人滿意的結局是不可取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或者談判也許都做不到這一點。雖然我們應該繼續在上述兩個方面努力，謀求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成功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這是個嚴肅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當時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與我大體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長，由於總統不滿意迪安·臘斯克對國務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調到國務院。中央情報局認為我對形勢的評估“全面、深刻，符合我們（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參謀長聯席會議則不以為然。《五角大樓檔案彙編》說參謀長們的反應“像預料的那樣迅速而強烈”，這是對他們的情緒的真實寫照。他們對下列內容均表示堅決反對：我對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