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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布盧姆菲爾德的小山上，這裡是富人居住的郊區，但是，我們中的兩位卻選擇了密執安大學的所在地安阿伯，這樣，我們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學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
在政治觀點上，我們也與汽車公司的管理人員們大相徑庭。不久，我就發現，約翰 ·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遊在福特的最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為共和黨募集錢款。我拒絕了他的要求。以後，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為公司中最大的單位福特區的主管，我同樣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說服任區內約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員，向共和黨捐獻資金。
相反，我給手下的每一位人發去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時代裡，我們的政治制度基於兩個相互競爭的政黨，而私人的捐助則是兩個黨派生存的基礎。我說，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樣，只捐助兩黨中的一個黨派。信中接著說道，如果他們希望捐助民主黨，則應該將錢款交給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黨的人，則應將錢交給約翰 ·巴加斯先生。沒有人會知道，他們會支援哪一個黨派，但我希望，他們只支援其中之一。在許多管理人員的同僚中，我這樣的做法，並未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顯而易見的，好在我與亨利·福特二世之間已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為公司創造利潤，我就可以按我的意願來自由行事。“神童”們並沒有辜負他僱傭我們的初衷，在以後的十五年中，我們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層領導（包括兩任總裁）。與此同期，公司的發展日新月異，贏回了由通用汽車公司佔領的大片市場，股票的價格也扶搖直上。
查爾斯·B·桑頓並沒有始終如一地與我們在一起——由於與主管財務的副總裁劉易斯·克魯索發生口角，他辭職不幹了，在這裡只呆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我也有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遭受解僱的命運，在公司和行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上，我與眾多的同行們具有明顯不同的看法，在諸如安全、減少汙染、功能設計和經營方案等問題上，我們常常爭論不休。然而，我總是找到了與他們合作的途徑，由於確實做出了成績，我的職位也接連不斷得到了晉升。
一九六○年夏天，歐內斯特·布里奇準備從公司退休，他的職務僅次於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約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們德國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那裡。一天我們在城裡呆到了深夜，清晨兩點才返回旅館。
電梯在我和約翰·巴加斯住的樓層上停下來，我們走了出來，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層，但他叫住了我：“鮑勃， ＇ 譯者注：鮑勃為羅伯特·S·麥克納瑪拉的暱稱 ＇ 來喝一杯，好嗎？”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說，“我想睡覺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約翰·巴加斯說。
“噢，我只想邀請鮑勃。”亨利·福特二世對他說。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這時，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擔任公司總裁的要求。我告訴他，我得考慮一下，並與瑪格麗特交換意見，一週之內，我會給他明確的答覆。一週之後，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會議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透過。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為福特的總裁已有七個星期了。這天清晨我從安阿伯的家中出發，驅車前往迪爾伯恩的辦公室，中途，我在裡佛紅鐵粉廠停留了一下，最後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到達了辦公室。我的秘書弗吉尼亞·馬歇爾遞給我一份長長的來電者名單，由於我曾指示她，由我來回任何一個打進的電話——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發洩不滿的——所以，並沒有審閱名單，我就將它回遞給她，並說：“開始撥電話吧。”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她告訴我：“羅伯特·F·肯尼迪已經接通。”我還從未見到過他（七年半之後，我幫助將他的骨灰盒帶到了阿林頓公墓的墳地上），也想不出他為何要給我打電話，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會見我們的內弟薩金特·施賴弗，新任總統將不勝感激。”他說。
我告訴他，我非常高興這樣做——儘管我並不認識薩金特·施賴弗，也猜不出他為何要會見我，並提議時間為下星期二。
“不行，”羅伯特·F·肯尼迪說，“他想今天就見到你。”
我指出，現在已是上午十一點了。
他回答說：“時間由你來定，他肯定會到的。”
這樣，我只好說：“四點吧。”
剛好四點整，薩金特·施賴弗就出現在我的辦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