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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的電視螢幕中，毫無保留地全部承擔了這一巨大的過失。
他的做法喚起了我內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經主管了五角大樓，但對軍事事務仍所知甚少，更不必說那些秘密進行的行動。這方面資訊的缺乏，加之我過於關注其它的問題，以及對中央情報局策劃其行動的過於信任，導致了我輕易地接受了他們的計劃。我聽到過那些主張入侵的介紹，甚至，轉交給總統過一份由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所作的評價報告。他們認為，入侵將或許會導致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的崩潰，即使這一成功或許並不會馬上出現。對於這樣一個模稜兩可的估價，我卻沒有做出絲毫的評論。事實上，我的確對情況所知甚少，無論是那個計劃還是那些事實。我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無關大局的旁觀者。
第二天，我來到了橢圓形辦公室，說：“總統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決定時我在哪裡。我就在那間屋子裡，除了一個人以外，你的全部顧問——包括我——都建議你做出這樣的決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去電視上說明這個事實。”
約翰·F·肯尼迪聽完了我的話語，“鮑勃，”他說，“我非常感激你願為此事承擔責任。但是，我是總統，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們的建議，然而，我卻這樣做了。責任完全在於我，並且，我也無意向你，或艾森豪威爾，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責任。”
我從心底裡欣賞他的大度，這次事件使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我下定決心再不會讓他失望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於伊始之際即至關重要，認不清萌芽時期的隱患，就無法應付成熟之後的災禍。
——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現總是那麼微不足道，我與越南所結的不解之緣最初也是這樣。約翰 ·F·肯尼迪接任總統之際，一場日漸蔓延、異常複雜的東南亞危機正擺在我們的面前，而我們卻對其所知甚少，缺乏應付事態的基本經驗和起碼的設想。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終於意識到，這些問題已成為南越吳庭豔搖搖欲墜政權的心腹之患，其錯綜複雜之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們最初的預想。我們只能進一步理清這些問題，以尋求應付之良策。
貫穿整個約翰·F·肯尼迪執政的時期裡，我們遵循著兩個基本前提來進行工作，而事實最終也證明，這兩點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臺和共產主義者的勝利將給美國和西方世界帶來威脅。另外一個前提則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而美國則應該將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訓練和後勤供應上。依據後者，在一九六三年，我們實際上已開始部署分階段地撤離美軍。這一行動遭到了某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此舉將極有可能導致南越甚至整個亞洲的喪失。
一九六一年，我對東南亞的看法與同時代的許多美國人的主張略有不同，他們也親身參加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洗禮，也從報紙上獲得了外交事務的資訊，但是，他們對於地緣政治和亞洲的事務則所知甚少。我們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去戰勝德國和日本的侵略，而戰後卻只能目睹蘇聯在東歐的大肆擴張。因此，我接受了喬治·F·凱南的觀點，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務》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須在美國的率領下，採取一種遏制政策來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擴張。在考慮國家防務和西方軍事力量部署的決策上，我將此觀點視為基本的準則。
與大部分美國人相同，我將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整體。我認為蘇聯和中國正在攜手合作，試圖擴充套件他們的統治。當然，事後來看，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他們就不再有聯合的戰略了，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然而，他們的分裂從醞釀到暴露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時，共產主義似乎仍處於一種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中。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已經控制了中國，並且與北朝鮮一起，並肩與西方進行了戰鬥；尼基塔·赫魯曉夫也發出預言，共產主義者將透過“民族解放戰爭”在第三世界贏得勝利，並且向西方宣告，“我們將埋葬你們。”一九五七年，當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顯示了其在空間技術的領先地位時，他的恫嚇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又將他的攻擊點移到了西柏林問題上。現在，菲德爾·卡斯特羅也已將古巴變成了共產主義者在我們半球的橋頭堡。我們已經開始體會到四面受敵的滋味，這種恐懼奠定了我們對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基礎。
與當時許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並不認為，共產主義者的危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