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悲劇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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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時，經過了篩選後，我列出了一百多個問題，準備對他們進行逐個的研究和探討。在我們的部裡，這一選題被戲稱為“99架長號”。它涉足於國防部活動的所有範圍，包括：我們所面臨的威脅，抵抗這些威脅時必備的軍力結構，必備的主要武器系統，以及一個對我們核打擊力量的估價。

此外，“99架長號”的選題也有助於透露出這樣的資訊，即，我們將要認真地對待有關本部門不斷膨脹的問題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戰時期已進入了第十五個年頭，而國防部也已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大約四百五十萬人正在為這一部門工作——其中三百五十萬為現役軍人，另外一百萬人為文職人員——即使將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司組合在一起，其規模也無法與五角大樓相提並論。這裡，每年的財政預算為兩千八百億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價），其數額比我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任何一個主要盟國的國家財政預算都要多。五角大樓掌管的業務範圍極為龐雜，其包括：運輸、通訊、後勤供應、維修，以及陸軍、海軍艦隊、空軍，當然還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儲備。

按照憲法的規定，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由國家來控制的，即總統和國防部長有權安排國防部的所有活動領域。然而，事實則並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這項工作時，總是雄心勃勃，但時隔不久即會發現，這一龐大的官僚機構中掌管著如此眾多的事務，以至於除了忙於處理公務之外，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的閒暇時間去進行思考。最後，在那些有關預算、獲取方式、戰略，甚至有時還包括政策——在還沒有搞清要旨的情況下——　等問題上，他們不得不對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和將軍們言聽計從，因為，軍事體系早已成為了一盤大雜燴。

我決心打破國防部已無藥可救的神話，它的確是一個極為龐大的組織，然而，如果說它是一股無法駕馭的力量，那則是極為荒謬的。作為一名經理，十五年來，我處理過各種棘手的問題，制服過形形色色的組織——經常是在逆境中進行的——從長遠和現實的觀點，來考慮組織的行動方針和結局。我與手下的人達成了共識，決心按照總統既定的方針來治理這個部門，以儘可能少的開支來確保國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職務一個月以後，我曾對電視記者談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務的官員與私營企業的經理並無本質的區別，無論處於哪一個職位，他都必須從兩種主要的行動方針中選擇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領導的面貌出現我所信奉的原則是，寧可爭當一位積極主動的領導，而絕不做一名消極被動的判官。”

在私下的場合裡，我的話語則更為坦率，清楚地表達了徹底改革的意圖。我要使眾人明白，我決定強化國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將那些各類軍事機構和國防事務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我將向五角大樓內反對變革的勢力發起挑戰，並且打算，要使每一項重大的決定都產生於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簡單地、一成不變地對各類機構進行例行撥款，由他們視自己的需要來任意使用經費。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意味著，高階文職官員將要相當深入地參與國防專案的管理。作為改革過程的一個部分，我們將花費一至五年的時間來完成這種轉移，目前，這一具有革命性質的變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個部門。我們透過對那些與武器系統、兵力結構和長期戰略相關的機構和設施的比較和分析，建立了計劃、編制和預算的體系，以理清獲取經費的程式，這一體系將確定其在經費方面的長期需要。甚至，五角大樓裡高層會議中的風格也面臨著變革，處理日常事務的會議大大減少了，研究政策和進行決策成為了會議內容的主流。

我們將要做的頭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極大地改變那些被稱之為“形勢宣告”的做法，即國防部長對國會所做的正式年度報告。在每個報告中，我們都首先陳述美國對外政策中所需實現的目標；然後，經過分析，指出在實現這些目標時將會面臨的威脅，以及解除威脅的軍事戰略；最後，說明實現這一戰略的兵力結構，以及維持這些兵力結構的財政預算。

對外政策和國防預算的這一結合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我們確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當時，對於我們的做法，反對之聲不絕於耳。例如，國務院中的許多人就認為，在撰寫美國對外政策的宣告上，我們已經越俎代庖，侵越了他們的職能。然而，兩者畢竟並非完全相同，並且，他們也不知道，在我以它為依據論說我們的軍事戰略和防務專案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臘斯克審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