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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對這些假設做批判性的分析。顯然，在我們決策的基礎中，就存在著致命的失誤。
其它方面也有許多失誤，我將指出這些錯誤並進行分析，以為日後提供有益的借鑑。有關越南問題的著述已是浩如煙海，對這一戰爭的描寫也已極為詳盡，我無意再重複他人的論述，而是想將觀察的視點集中在十一個關鍵事件或決策上，以便討論它們與決策內容和程式上的聯絡：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與新任總統約翰·F·肯尼迪會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決定。根據該決定，一萬六千名美國軍事顧問被陸續派往南越，以幫助其進行訓練，與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約翰·F·肯尼迪總統宣佈，他期望訓練的使命將於一九六五年完成，並且，他將在九十天內（即截止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撤離美國的培訓人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軍事政變發生，吳庭豔總統在政變中喪生。
·林登·B·約翰遜接任總統後的前十二個月裡，南越政局處於動盪之中，以及美國政府對事態的反應。
·一九六四年八月東京灣事件期間，總統做出的反應，以及隨後國會的決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麥喬治·邦迪提交給林登·B·約翰遜總統一份備忘錄，這標誌著事態的重大轉折。在隨後的幾周裡，美軍開始了空襲北越的行動。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萬五千名美軍將士將被派往南越。此時，我們也意識到，以後還會需要更多的部隊。
·一九六五年後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認定軍事手段無能為力之後，我們反覆努力，試圖以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們決定，年底之前將向越南增派二十萬部隊，與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戰爭絕無迅速結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場尖銳的辯論，其議題涉及戰爭的指導和日後美軍力量的加強——這場辯論最終導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離任。
有些斷言認為，在與越南有關的整個時期裡，包括我在內的軍界和政界的領導人物，不斷對事件做出了錯誤的分析，這極大地影響了政府的決策和公眾的看法。隨著我對事情的述說，我將對這些斷言發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新任總統約翰·F·肯尼迪之間那次短暫的會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時間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爾任職的最後一天。他與他最親密的助手們——國務卿克里斯琴·赫脫、國防部長托馬斯· 蓋茨、財政部長羅伯特·安迪生、參謀副官威爾頓·珀森斯上將——會見了新任總統約翰·F·肯尼迪，以及即將就任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交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議我們將面臨的問題以及國家中的頭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們的談話涉及了眾多的問題，但重點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我素來對僅憑記憶來記錄事情的細節沒有把握，事後不久，我和幾位當事人都寫下了備忘錄，以備回憶。這些備忘錄和一些以後寫成的回憶錄表明，當事人對艾森豪威爾所持的觀點有不同的見解，他曾在這次會見中向約翰·F·肯尼迪通報了有關對東南亞軍事介入的情況。
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上，艾森豪威爾注意的焦點實際在於寮國，而非越南。寮國共產黨組織巴特寮已大大加強了對美國所支援的富米·諾薩萬軍隊的進攻，以便控制整個國家。克拉克·克利福德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指出，目前，就整個東南亞地區而言，寮國的地位舉足輕重。倘若寮國失落於共產黨人之手中，這將給泰國、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他還說，他認為寮國（並暗示到越南）的問題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無法說服盟國與我們共同行動的話，那麼，他寧願‘孤注一擲，採取單獨介入的活動’”。迪安·臘斯克對會議的記憶與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說法大致相同。他認為，他聽到了艾森豪威爾對寮國採取單方面行動的建議，如果這是阻止其倒向共產主義的唯一選擇的話。
然而，我的備忘錄——這是依據我在會議上的記錄應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要求整理而成——則顯示，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實際上是含混其詞的。令我留下極深印象的是，對於適當的行動方針，他從未做出明確的答覆。我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情況通報中反對由美國聯合寮國採取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