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就是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
在寫這本書之前，我從未見過這份備忘錄，據我所知林登·B·約翰遜總統也從未將它給任何人看過。
一些人可能會說這件事實本身就揭示了總統不夠坦率的性格特徵，從而導致對越南問題的決策失誤。一位總統最親近的顧問，在有關這類問題的一份手稿中寫道：我無法確切地描述林登·B·約翰遜總統決策方式的弱點，他不喜歡由集體合作做出決定—— 他更願意單獨徵求每個人的意見。無論何時他從不讓任何人看到他的全部底牌。例如：他不情願嘗試接受“和平期限”，註定了暫停轟炸的失敗。總之他處理問題的方式是造成我們對越戰爭決策不利的主要因素，而這一點不時地在政府控制戰爭的過程中顯示出來。
林登·B·約翰遜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有時自己給自己製造麻煩。讓一位高階顧問提供備忘錄，對戰爭中的基本策略進行質疑，卻又不允許他與其他同事對此進行探討，這當然不會把政府管理好。人們還可以舉出一些其它的例子證明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獨裁特徵”，但是我認為把一個總統的失敗僅僅歸結於他的某種個性特徵未免過於簡單化了。他的部下應該想出辦法彌補其領導者身上的個性缺陷，我們有責任去發現政策中的矛盾，揭示這些矛盾，討論解決的辦法，如果我們當時這樣做了，我們就可能改變政策。
迪安·臘斯克的秘密備忘錄說明，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央情報局的大部分高層分析家們都相信，當時我們應該從越南撤軍，以避免使美國和西方安全受到永久的損害。在我開始接受約翰·斯坦尼斯小組委員會的詢問時，他們透過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處的分析報告表達了這一觀點——我們不可能透過轟炸北方而贏得這場戰爭。我五月十九日的備忘錄也曾指出，我們將在越南南方繼續付出沉重的傷亡代價，卻並不能保證取得勝利。
面對這些情況，將如何解釋：為什麼政府沒有更加努力去尋求和談和仔細考慮撤軍？回答是，當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對戰爭的程序持完全不同的態度。許多有影響的國會成員和公眾也同意他們的觀點。總統被這些因素所左右。
這種反對者在九月七日對我發動了兇猛的攻勢。在辛迪加所屬的一份報紙的專欄中這樣寫道： 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經厭煩了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欺詐、決策失誤和專橫自大。這個人在越南以及任何其它軍事問題上從未正確過。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在約翰遜政府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其最明顯跡象是：軍方人士似乎第一次敢於發表反對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意見，這一點最近經常被人們提到參謀長們敢於公開反對他這一事實，在我看來，只能意味著，人們已確切地感覺到白宮正在放棄對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支援。
巴里·戈德華特寫下了這篇文章。
實際上，在聽證會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約翰遜政府正在與河內緊張地進行前所未有的外交接觸，這個代號為賓西法尼亞的秘密接觸開始於七月，持續了三個月，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美國與北越代表在巴黎的會談鋪平了道路。
六月中旬一個星期一的早晨，在幾天暫時的離開後，我回到五角大樓的辦公室，我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大堆從世界各地發來的電報，其中一份是給迪安·臘斯克的，帶有一份給我的副本，電報是在巴黎的亨利·基辛格發來的，他正在參加帕格沃西會議——一個由科學家和學者參加的國際會議。他說，他剛剛進行了一次或許我們會感興趣的接觸。他遇到一位名叫赫伯特·馬爾科維奇的法國人，此人打算在美國和北越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絡，以便為和平創造條件。還有一名叫雷蒙德·奧布拉克的法國人，當亨利·基辛格表示願意和華盛頓商討此事時他也要參與進來。現在亨利·基辛格想徵求我們的意見，看如何答覆他們。
我打電話給約翰·T·麥克諾頓，問他們對這個電報採取了什麼行動，他說沒有。
我問他認為應該怎樣做。
“你怎樣想？”他謹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我說。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嘗試去開啟談判的大門，但都沒有結果。這很可能又是一個夭折的紀錄。”他說：“不過，既然沒有什麼風險，我們何必不試試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訴他：我會帶著這個電報去參加星期四與迪安·臘斯克和總統的午餐會。
當我在第二天的午餐會上提出這個問題時，迪安·臘斯克和總統都說：“噢，鮑勃，這是又一個死衚衕，我們以前碰到過多次了，忘了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