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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慶祝會上說過，幾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局面：沒有什麼預期的超級大國間的衝突會威脅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內這種超級大國間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對於冷戰後世界的設想，真正成為可能。同時，它也使透過維持保護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成為可能的事情。
維持這種能力並不意味著國防支出應停留在目前這種過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國一九九三年財政年度的整個軍費支出是兩千九百一十億美元，以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爾·克林頓總統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衛計劃，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國防支出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冷戰中期的尼克松總統時期僅低了三個百分點。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世界上其它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
這樣一種防務計劃完全不同於我對冷戰後世界的看法，同時，它也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樣至關重要的國內財政方案格格不入。這種防務計劃假設，在北約以外地區的衝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鮮半島——我們將在沒有其它大國支援的情況下，單方面採取行動。它還假設，我們必須準備同時面對兩個地區的衝突。我認為，這種假設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個國家若想以適度的方式來面對冷戰的結束，它需要確立一種觀念——一種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東西方對抗所支配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這種對抗曾成為世界各國制定外交和防禦計劃的基礎。我相信，今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將直接趨向於五個目標： 一、向所有的國家提供反對外部擴張的保證——國界將不應用武力來進行改變。
二、使各國國內少數民族集團的權力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為改善他們的境遇提供條件，以免其訴諸暴力。
三、建立一個機構解決地區和國家間的衝突，避免由超級大國單方面採取行動。
四、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幫助他們加快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
五、將保護全球環境作為我們全體發展的保證。
總之，我們應致力於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關係應建立在法律準則之上，國家安全將由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來保障。防止衝突、解決衝突和維護和平的任務必須由一個多邊組織來承擔，即一個重組的、強大的聯合國，輔以一些新的、擴大的地區性組織。
這就是我關於冷戰後世界的觀點。
描繪這樣一幅圖景，當然遠比實現它更為容易，儘管目標已十分明確，但如何到達那裡卻仍不清楚。我既沒有什麼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沒有可直達勝利之點的路線圖。我深知，這樣一種局面不會在一個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時間裡形成，只有在具有獻身精神、堅忍不拔的領袖的引導下，它才會一步步緩慢地實現。因此，我呼籲，我們現在就應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戰後的世界裡，在解決國際國內不可避免的一些衝突時，應儘量減少使用軍事力量的風險，並將傷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明智的領導，為此，領導權應根據所發生事件在各國間輪流行使。或許，它會經常由美國來擔任，但在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中，美國必須服從集體做出的決定。當然，這對我們來說會是非常困難的。與此相應的是，如果這個體系要維持下去，其它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必須分擔風險和代價——政治風險、經濟代價和流血傷亡的代價。這對他們來說也將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美國和其它大國對這樣一個集體安全體系有明確的承諾，如果他們宣佈，他們將保衛各國不受到攻擊，那麼一九九○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就可能被阻止。同樣，一九九○年初當衝突在前南斯拉夫爆發時，如果美國和北約採取行動，數萬無辜生命的被屠殺就可能避免。但是，今天我擔心波斯尼亞會面對同樣的局面，因為，它同樣的沒有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解決方案——至少沒有一個軍事解決的方案。
在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應認清，在什麼地方，採取何種方式來使用它的軍事力量。這需要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進行明確的界定。五十年來我們的目標一直很清楚：遏制蘇聯的擴張。但時至今日，這已不再是我們努力的重心，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敵人。那麼，什麼將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爾”克林頓總統對英國議會說： “我們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擴大和加強世界上以市場經濟為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