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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在對示威的報導中曾這樣說： “雖然從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著出現暴力衝突的可能，但始終沒聽到一聲槍響，也沒有什麼嚴重的傷害見諸報道。”
我在大樓的頂部和其它幾個有利的角度注視著整個事態的發展。幾年之後一名記者問我當時是否感到害怕。當然，我的確很害怕，一夥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險的，所幸這次事件有驚無險。但我卻不得不想到，如果這些示威者更有紀律一些——像甘地那樣——他們就會達到封閉五角大樓的目的。他們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樓周圍的馬路上，那樣我們將會發現幾乎不可能很快地將他們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樓的開放。
林登·B·約翰遜總統繼續徵詢各方面的意見，以便有助於他在戰爭決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變。他徵求了麥喬治·邦迪的意見，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開會討論。
麥喬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的立場——在以下陳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認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樣正確。在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反映了後來“哲人”小組成員們的一致意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麥喬治·邦迪在同一份備忘錄中對總統提出勸告：“我不打算過多地傾聽那些遠離戰場，只花費一天時間匆匆瀏覽一下相關材料的人的話。” 他又補充說：“特別是那些雖然很傑出，但是隻瞭解部分情況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圍坐在內閣會議室巨大的辦公桌旁的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這裡的全班人馬。那時的“哲人”小組成員曾敦促總統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掌握之中。保羅·霍夫曼、喬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眾所周知他們反對總統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請。鮑勃·洛維特和傑克 ·麥克洛伊也不在場，他們被邀請了，但未能參加。現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遜、喬治·鮑爾、奧馬爾·佈雷德利、麥喬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爾特·迪安、杜·狄龍、阿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國務院官員鮑勃·墨菲和馬克斯威爾·泰勒。
當總統宣佈會議開始時，他列出了五個問題： 一、除了在越南已經做過的，我們還能做什麼？
二、關於北越，我們是否應堅持我們的做法？我們是否應在港口布雷，摧毀堤壩，或者我們應全面限制對北越的轟炸？
三、我們是否應對和談採取被動的政策？我們應該積極尋求和談，還是應放棄和談？
四、我們應從越南撤軍嗎？
五、我國政府應採取什麼積極的步驟聯合本國人民並更好地與之交流呢？
林登·B·約翰遜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但是以他一貫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夠使 “哲人”小組成員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關鍵材料。在前一天，“哲人”小組成員們聽取了厄爾·G·“巴斯”·惠勒和喬治·卡弗的簡短介紹。這兩人是中央情報局的越南問題專家，對戰爭一貫持樂觀態度。除此之外，“哲人”小組成員們沒有看到任何書面材料，特別是沒有見到海軍少將拉羅克頗具說服力的報告，該報告認為在越南取得軍事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更沒有看到理直德·赫爾姆斯的分析：即美國從越南撤出所冒的風險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樣令我失望的是，總統也沒有向“哲人”小組成員出示前一天我給他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闡明瞭我對美國在越南所處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對如何處理這種兩難處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斷。我在備忘錄的附信中，指出了我們面對的嚴酷現實，我說：“在東南亞繼續我們現在的行動是危險的，這將會使我們付出巨大的犧牲並招致美國人民的不滿。”同時，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對總統來講，在越南問題上放棄我們傳統的做法，改變事態的程序是多麼的艱難。但那正是我所建議去做的：“在備忘錄中有一個變通的方案（對我們的現行方案而言）。”
我告訴總統：“這份備忘錄只代表我的個人觀點。”接著我指出，“由於這些觀點可能與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沒有給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或厄爾·G·“巴斯” ·惠勒看過。您看完後，如果希望我與他們討論並向您彙報我們的共同建議，我將照辦。”我希望總統在研究了我的備忘錄後，會讓我將它發給我們高階軍職和文職助手們進行廣泛、深入的分析和討論。我知道我的建議會引起激烈的爭論，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們的確提出了我們必須給以解答的問題。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我希望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