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戰風雲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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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專案經理——負責在香港的借貸。桑達士並沒因為華　商紛紛捲入內地貿易而斷絕對華商的交往，他認真考察過包玉剛的四人公　司，仍未貸款給包玉剛。 桑達士回憶道：“在1952年，包玉剛的公司不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公司，　看不到發跡的跡象。公司的帳目管理並不規範，而且貿易額也太少了。” 包玉剛做過銀行，深知謹慎是銀行家的職業“通病”，他很理解桑達士，　也力能與桑達士交上朋友而欣慰。包玉剛同時感到，外資銀行歧視華人的　一貫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買辦人為造成的，他們既是中外商務交流的　橋樑，又是兩者間的鴻溝——他們為的是維護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在某　些時候，中國人歧視中國人，更甚於洋人歧視中國人。 桑達士負責在香港的借貸，在港商眼裡，是個比大班還更有權勢的人　物。眾港商莫不嫉羨包玉剛，某些銀行買辦對他恨之入骨。事實上，在很　長一段時間，包玉剛並未從桑達士手中借到一分錢。 1955年，初涉航運業的包玉剛，購買了第一艘金安號舊船。桑達士未　給四處碰壁、幾乎山窮水盡的包氏一分錢支援。其後，包氏的船隊擴大到7　艘舊船，將其中一艘押給滙豐，才從桑達士手中獲得小額貸款，作為流動　資金。 桑達士很欣賞包氏低價長租的經營方式，也為環球航運公司的發展感　到高興。他知道包玉剛夢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當時香港的銀行業有一條下成文的規矩，行中人稱之為“黑書”：請不　要投資於航運業、航空業和電影業。這幾個行業風險極大。 1961年，桑達上與包玉剛進行了一次歷史性會晤，這次會晤，把滙豐　與環球都推向頂峰。 會晤地點在名叫“香港會”的西人俱樂部，兩人坐在藍廳臨窗雅座。　包玉剛開門見山： “桑達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訂造一艘新船，排水量為7200噸，　船價為100萬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運公司談妥，船造好租給他們，期限　為5年，第一年租金為75萬美元，我想向你借這個數。” 這使桑達士甚感為難。最後兩人敲定，如果包玉剛能從日本銀行開到LC （銀行信用證），桑達士就兌現借錢。結果，包玉剛開到別人都斷定開不到　的LC，桑達士君子無戲言，終於打破“黑書”行規，借錢給包氏造船。 關於這件事，本書第三十章曾有記述。在此仍需作說明的是，桑達士　並非完全出於料定包氏開不到LC而貿然與包氏打賭。當時世界航運業蓬勃　發展，市道看好，擁有船隻，猶如擁有一座海上金礦，高額的盈利足以抵　消船隻的風險。 包玉剛的保守經營作風，與銀行業如出一轍，桑達士熟悉包氏，亦熟　悉包氏的環球，所以，他敢與包氏打這個賭。事實上，“黑書”並不是一成　而不可變的。滙豐與環球，聯手打破“黑書”中不可投資航運的禁忌。其　後，滙豐與國泰，又打破“黑書”中不可涉足航空業的先例——貸款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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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更昂貴的大型波音噴氣客機。 1962年，桑達士被提升為滙豐銀行首腦，兩年後，滙豐不但不視貸款　造船為大忌，還與包氏聯手合作，直接投資參股航運，到70年代後期，包　氏旗下的船隻排水量高達1300萬噸，列全球航運業之冠，這也成為另一位　華人船王董浩雲指責包氏擁有的船隻噸位“煲水”的把柄。 董浩雲指責的是事實，這正說明包玉剛與滙豐的關係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曉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剛傳》中借用一句話，　形容包玉剛與桑達士以及滙豐的關係： “桑達士的最大功績，是發掘了包玉剛。包玉剛的事業，是憑藉滙豐　銀行發展起來的。桑達士令包玉剛發達，包玉剛令桑達士升級，令滙豐銀　行跑贏渣打銀行。” 桑達士的另一大功績是，他打破了外資銀行不貸鉅款給華商的陳規。　六七十年代，正是華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時期。貸款資助華商，　既成全了華商，又為滙豐帶來驚人的盈利，銀行與客戶，從來都是相依相　存、互惠互利的。 同步起飛 1971年，沈弼就任滙豐銀行總經理，1986年沈弼卸去滙豐董事局主席　一職，這一時期被稱為滙豐的沈弼時代。滙豐銀行在沈弼手中獲得更驚人　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對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簡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