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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厚的，這一點就能吸引私人資本的流入。
私人資本的流入
全球資本主義總是像上文所說的那樣執行。例如，中國就正在吸引巨大的私人資本流入。當然，在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時，外資驚慌失措地撤離該地區，也顯示出短期資本流入其實是一種令人喜憂參半之物，有時也會將國家置於金融風暴之中。但長期的投資則更可能是有益的：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會得到工作機會、工資將上升，而將資本移入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則能夠得到高額回報。這種資本活動，比如貿易，通常都會創造皆大歡喜的收益。由於政治競賽往往表現為一種〃零和博弈〃（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損失），那些最熱衷於政治的人會很難相信這種雙贏。所以他們或許就會對全球化產生過分的質疑。
但最底層的10億人又如何呢？我再一次認為全球化的效應（這一次是透過資本流動）是不同的。最大的資本流動不會流向那些最缺乏資本的國家；它們與最底層的10億人擦肩而過。投資流入的國家之首是馬來西亞，一個成功的中等收入國家。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最大的一筆私人投資流入，就只是為自然資源開採所提供的資金，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中被首選的是安哥拉，這還要歸功於海洋石油的發現所帶來的機遇。
第二部分 第23節：錯過的順風船：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最底層10億人（4）
為什麼資本最為匱乏的國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呢？從歷史的角度上說，部分原因是因為不當的治理和政策。不當的治理和政策顯然不能促進用於資源開採的資本流入（就像安哥拉）。可這種資本流入實際上也縮減了對製造業、服務業和農業企業的自由投資。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當多的最底層10億人國家，都對治理和政策進行了意義重大的改革。可問題在於，即使是這些進行了改革的國家，也不能吸引重要的私人資本的流入。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不能。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我和一位現在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非裔美國人、凱茜·帕緹蘿（CathyPatillo）一起合作對此進行了研究。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投資最底層10億人的經濟的可感知風險仍然很高。投資者對風險的感知是可以估測的——一本實用的指南是一份由《機構投資者》雜誌完成的民意調查，它將每個國家的可感知風險用1~100的得分排列了出來。得到100的分數意味著最大限度的投資安全類別，而得到1的分數則意味著它只適合神風敢死隊一樣的投資者進行投資。這種調查所顯示出的風險率，有助於從統計學上揭示私人投資的流動；不言而喻的是，高風險必然會嚇退投資。
進行過改革的最底層10億人國家的問題在於，風險評級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期才會顯出好轉的態勢。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給進行改革的烏干達提供建議時，第一次遇到了這一問題。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果斷的決定，經濟也開始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得到了快速的增長。而那時，《機構投資者》給烏干達的評分卻只有百分制的5分，是非洲國家中最差的得分。這與政府實際所做的努力實在太不相稱，所以理應發起一場爭取投資者的形象工程。漸漸地，評分不斷提高。我記得在1997年香港的一次會議上偶遇到了烏干達的經濟代表團。當時最新一期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出版，他們激動地衝到我面前說：〃您看過了麼？〃他們已獲得了世界上最大的進步，他們的評分從18升至了23——但仍然遠遠低於重要投資可能流入的水平：30~40。為什麼令投資者對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刮目相看要用這麼久的時間？對於這一問題，主要有三點原因。
第二部分 第24節：錯過的順風船：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最底層10億人（5）
首先，矛盾的是，那些改革力度最大的國家，往往是改革開始時治理和政策最糟糕的國家。世間事物往往會否極泰來，差到極限反而能夠引發激烈的變革。所以改革的確經常從一個相當糟糕的水平上開始，就像烏干達。如果你是從5分開始的，那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達到投資願意流入的評級水平。
第二點原因是，典型的最底層10億人經濟非常小。必然的結果就是私人投資者實際上對它們一無所知——蒐集資訊花費不菲，更何況資訊還要不斷及時更新，而這些地方實在沒有重要到足以讓他們去費神調查。這在烏干達政府試圖改變國家形象時表現得非常明顯。上一次烏干達在新聞當中出現，還是因為艾迪·阿明，那位令公眾困擾的政變領袖，不滿足於只坐在總統的寶座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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