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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還不能置它於死命。要達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階級最後的激烈的武裝暴動。
李立三下令迎接“紅五月”，各地中共組織要舉行工人總罷工、總示威。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那天，光是上海便組織了一萬多人湧上南京路遊行，結果使許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卻以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再不是斯大林紅鉛筆所畫的波谷。他聲稱：“現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準備武裝暴動的時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轍。他又一次在中國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透過。那篇檔案，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綱領性檔案”。李立三以發燙的頭腦，寫下發燙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的面前！”
“暴動的時候要到了，大家組織起來！”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區首先勝利！”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向忠發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支援他的暴動計劃。有了總書記的支援，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
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異想天開，要把蘇聯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李立三這一系列“左”傾暴動計劃，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犯過“左”傾盲動錯誤的瞿秋白，此時的頭腦倒是清醒的。當他在莫斯科讀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時，他當即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李立三發痴了！”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瞿秋白的復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車站，兩個中國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倆急於回國，照理說是應當乘東去的列車，但他倆一反往日的路線，取道德國回去。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時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剎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現存的會議記錄上稱，此會是在“避暑的廬山”上召開的。其實那是隱語。所謂“廬山”，是指上海麥達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一幢豪華洋樓，那幢洋樓還真的有點“廬山”氣派。會議是由瞿秋白主持的。關於這一點，列席會議的聶榮臻（他當時在中共特科工作，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回憶道：“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臺，讓他主持會議，作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聶榮臻：《學習恩來的優秀品德，繼承他的遺願》，《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會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是“特生”，即向忠發，他承認，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這“個別”兩字，自然是為他自己掩飾。“少山”傳達了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少山”，即周恩來。“之夫”作了大會結論。“之夫”，亦即瞿秋白，取義於“楊之華之夫”，楊之華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認了“策略上有‘左’傾冒險主義傾向”，“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柏山”，即李立三。會議選舉的政治局委員保持原有的陣勢，只是補選關嚮應代替已去世的蘇兆徵。七位政治局委員分別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李立三、關嚮應、張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