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了毛澤

第6部分 (第3/4頁)

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任編輯。地下工作畢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談闊論，被捕的危險時時在頭頂盤旋著。他於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緊張，當天下午託巡捕送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潘問友，請求營救。此事完全違反了地下工作的紀律。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員迅速轉移。此事很快傳到共產國際，米夫委託“赤色救難會”駐滬代表、瑞士人牛蘭出面營救。牛蘭花了一筆錢，總算使王明在二月二十八日獲釋。

出獄後，王明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他被調往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當《勞動》報編輯。驚魂甫定之後，王明又開始鑽營。一九三○年六月，他得以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使他有機會接近中央。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邊工作，變得訊息靈通起來。

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不斷被派回國內，其中包括“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們之中走動，私下議論。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發，罵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說李立三不懂多少馬克思主義。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氣，雖說當時他還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書。但他會伺機而動。

機會終於來了。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透過那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後，王明很快獲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羅伯特對決議有意見，反對下發這一決議。李立三大罵羅伯特右傾，以總書記向忠發的名義於六月二十日向共產國際遠東局發出抗議信。信中說：“我們覺得羅伯特同志有一貫的右傾路線，他在遠東局的工作，的確妨害中國黨領導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國黨與遠東局的關係，我們要求遠東局停止羅伯特的工作。”

王明風聞此事，便找“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隨便聊聊”。王明漸漸把話題引到李立三和羅伯特產生矛盾之事。他們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一拍即合，都認為應當趁機發動對李立三的批判。不過，王明並不以為李立三“左”，卻是以為李立三是“用‘左’傾的空談掩蓋著右傾的消極”。那時，斯大林作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長篇演說，批判布哈林，並要求各國共產黨都開展反右傾。正因為這樣，右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責羅伯特右傾，王明又說李立三右傾。幾天之後的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機關舉行政治討論會。博古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是何子述、王稼祥發言支援博古，嗣後王明作了長篇發言批判李立三，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茨基主義的混合錯誤”。這一突然襲擊，使李立三十分震驚，當場氣呼呼地說道：“我知道你們幾個莫斯科回來的要搞什麼名堂！”

大權畢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沒幾天，總書記向忠發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談話，宣佈他們四人的發言是反對中央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因而是違反黨紀的。向忠發還宣佈，中央決定給四人以紀律處分：給為首的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四人同時調離中央機關，王明調往中共江蘇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調往工會組織，何子述調往天津，王稼祥調往香港當黨報記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離開上海。但王明仗著有米夫做後臺，不服氣

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在十月底，“二十八個布林塞維克”中的沈澤民、凱豐、陳昌浩、夏曦從莫斯科回來，向王明透露了來自米夫的重要資訊：共產國際要對李立三的錯誤升級為“路線鬥爭”，同時要批判瞿秋白的調和主義。

王明頓時活躍起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正是他奪取中共領導權的大好時機！這時，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還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將突然襲來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王明成為中共新領袖　1

歷史經過時間的沉澱，才慢慢變得透明起來。

共產國際在“十月來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那是因為他們得知，李立三在八月一日、三日，說了一些對共產國際甚為不遜的話：“共產國際不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對共產國際的忠實不等於對中國革命的忠實”，“等佔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那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是上下級關係，領導和被領導關係，豈容李立三如此“目無領導”。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話說成是那些反對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所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