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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貴州社會科學叢書一九八三年版）、《紀念遵義會議五十週年》（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黨史資料》、《黨史通訊》、《文獻與研究》、《黨的文獻》等刊物上公佈的史料，在《選擇》一書中也有不少的徵引。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此書的史料價值。
較多地吸收、使用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關毛澤東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傳記（如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的研究成果，這是《選擇》不同於其他紀實文學作品的又一特點。應當指出，多年來黨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極為豐富，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在新的情況下更好地發揮這些研究成果的社會效益。《選擇》在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嘗試確實是十分可貴的。正是在大量運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擇》能夠對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事機關領導人員的變動，毛澤東歷任黨政職位的變化情況作出較清楚的交代，並對一些歷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證，如在遵義會議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層、遵義會議會址究竟在何處、會議舉行的時間和出席者，等等。《選擇》之所以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決不僅僅因為該書的文學性，還因為讀者在書中可對自己感興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進一步的瞭解。
作者在該書的後記中談到，他是在作“用文學筆調去表現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新的嘗試”，《選擇》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發展史”的多部作品之一（已出版的另一本是《紅色的起點》）。事實上，在不少讀者（以後還會有更多的讀者）的心目中，《選擇》是一本受歡迎的黨史著作。我認為，中共黨史、革命史的專業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應該承認《選擇》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並可從中獲取有益的啟迪。
吳景平先生在評論中也逐一指出了《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在史實方面所存在的差錯和不足之處。這些差錯，在這次再版修訂時，都已一一改正。另外，這裡摘錄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深編輯郝盛潮對本書的讀後感：
覺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寫得不錯，比《紅色的起點》寫得好。
該書以紀實文學的形式，明晰地回答了中國共產黨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選擇了毛澤東作為自己的領袖。以文學的形式寫歷史，古雖有之，但今天很少有人嘗試，你有嘗試了，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嘗試。
作者並非歷史研究工作者，卻能以驚人的求實精神，跑遍井岡山、瑞金、遵義等地區，行程萬里，實地調查、訪問，蒐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使得此書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這種寫作態度，令人欽佩。
我最欣賞的是作者的寫作思想比較敞開，沒有顧忌。凡認為本書需要寫的，就秉筆直抒，娓娓道來。因而有些人物，如李立三、博古等，寫得很活，他們的性格、形象、優點和缺點，個個躍然紙上；有些事件，如“三人團”、“AB團”以及高層領導間的爭論和鬥爭等，過去是“禁區”，本書都涉及了，而且寫得較有技巧，掌握了分寸。書中也公開披露了一些為一般人所不知，或知之不多的史料，如瞿秋白上廬山與鮑羅廷密談；八七會議時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而長征途中劉英接替了鄧小平秘書長的職務；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關於盧福坦想當總書記而沒有當成的情況的原始談話記錄，等等。
郝盛潮先生也認真地指出了《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在史實方面的一些差錯。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曾作為“葉永烈自選集”中的一卷，後改名《毛澤東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報》連載本書時，改名為《毛澤東的崛起》。
我感謝中共黨史界對本書的關注和寶貴意見。借這次收入“紅色三部曲”之際，作者對本書作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對有關史實作了訂正。
葉永烈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修改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再改
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定於上海“沉思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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