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了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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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少荃”），他風聞紅軍欲取遵義，早已攜眷逃之夭夭。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向來負責安排首長的住處。每到一地，他總是先把可供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視，然後按首長地位的高低，相應地分配房子。長征以來，宿營地最好的房子向來安排給李德，而毛澤東總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來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澤東的住房也不錯。在猴場，毛澤東住的房子最有氣派。這一回，鄧發領著毛澤東來到古寺巷，讓他睡那張黃銅大床。顯而易見，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澤東素來愛乾淨，一路長征，他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要警衛員借門板，他要睡在門板上。這一回破例，他沒有任何猶豫，就睡在那張富麗堂皇的黃銅大床上了。

毛澤東未進遵義，就已關照鄧發，在遵義他要跟張聞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鄧發遵命，把張、王都安排在易宅樓上如今易宅已闢為紀念館，張聞天的住室佈置在樓下。據該館工作人員告知，張當時是與毛、王一起住在樓上。他們講了一個極有說服力的理由，即毛、張、王三人倘有一人住樓下，則勢必是王，因為王腹傷未愈，進出要坐擔架，住樓下更方便。然而，史料表明，王住樓上，張亦住樓上。，而樓下則住著他們三人的隨行人員——秘書、警衛員、衛生員、炊事員。

長征開始之後，李德就發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稱他們“三人核心”，後來乾脆攻擊他們是“新的三人團”以至“地下三人團”。此時，毛澤東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風言風語，跟張、王同住一樓，以便於共商大事——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會議之一，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來最為重要的會議。關於遵義會議的由來，周恩來在一九四三年是這麼說的：過了湘江後，毛主席提出討論失敗問題，從老山界一直爭論到黎平（周恩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遵義會議的主題，也就是毛澤東最初提出的“討論失敗問題”。在陳雲的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的一份手稿中，說得也很明白：

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同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陳雲這份手稿寫於遵義會議結束後不久的時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張、王”，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相提並論。“毛、張、王”又是怎樣醞釀召開遵義會議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寫及長征時王稼祥和毛澤東同在擔架隊裡的情形：

當時稼祥同志曾為作戰指揮上的問題，和李德發生過多次爭執，他憂慮地對主席說，這樣下去紅軍就不行了！後來，他乾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們“轟”下臺，毛主席聽了稼祥同志的話，十分贊同，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有些擔心，回說：“能行嗎？我們人少。”稼祥同志又說：“到了遵義要開會，要把他們‘轟’下來。”主席高興地說：“好啊，我很贊成，那要活動活動。”稼祥同志答應了。

長征的路上，條件是極其惡劣的，稼祥同志不顧自己的傷情，先找到了張聞天同志，向他談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稼祥同志說，到遵義城需要開一個會，總結一條黨的軍事路線。正巧，聞天同志也考慮了這個問題，他表示同意。當然，周恩來同志也同意了。接著，稼祥同志還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朱仲麗：《“關鍵一票”的由來》，《革命史資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權也如此說：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個促成了會議的召開，張聞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會議從醞釀準備到組織領導，李德就已經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權：《我的歷程》，第八十一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張、王”之中，王稼祥談及和毛澤東同在擔架隊的情形：

一路上，毛澤東同志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澤東同志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志同志的決心。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張、王”中的張聞天，在憶及瑞金雲山古寺那次與毛澤東的長談後，說道：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