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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②。照後方首腦們這種奇怪的邏輯，變成打贛州輸了也是對的，打漳州勝了也是錯的！這麼一來，毛澤東反對打贛州、主張打漳州，變成了“錯誤主張”！變成了“否認過去勝利成績、掩蓋了領導上所犯錯誤”！雖說在“文革”中，毛澤東被封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四個“偉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寧都會議上，他卻受到這種“窩囊氣”，簡直是他的推崇者們不可想象的！其實，他後來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正是從一次次折騰中磨鍊出來的，從一次次“批判”中考驗出來的。後方首腦們批判朱、毛《訓令》，批判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認為那是“等待主義”，是“專以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毛澤東，也就成了“右傾主要危險”的代表人物！
毛澤東是條硬漢子，他不會隨機應變，見風使舵。他據理反擊，被認為“毛同志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引自《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後方首腦們主張要對毛澤東進行組織處理，撤除毛澤東的軍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把毛澤東從前方調往後方，讓他專做政府工作去。就在這時，使任弼時震驚的是，原是“三人團”成員的王稼祥，作了不尋常的發言，明確地支援毛澤東：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朱仲麗：《黎明與晚霞》，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筆者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在北京採訪了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她也轉述了王稼祥生前的回憶。
王稼祥又說道：
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王稼祥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後方首腦的批判，和毛澤東的反駁、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援，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這時，周恩來趕到。他作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顯然要擔負“裁判”的角色。周恩來處於矛盾的境地。
他在來中央蘇區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後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共事，有著多年的高層領導經驗。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批評了他對瞿秋白持“調和態度”之後，說道：“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正因為這樣，曾與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臺之後仍能與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來中央蘇區，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而向來有著很強組織紀律性的他也總是習慣於服從上級。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澤東在寧都被剝奪軍權 2
周恩來跟毛澤東一九二三年底在廣州結識，但沒有深交。這次來到中央蘇區，特別是隨紅一方面軍一起在前線，跟毛澤東朝夕相處，他開始瞭解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使他頗為佩服。正因為這樣，在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時，是他再三的堅持終於說服了任弼時，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這一回，任弼時、項英等堅持要撤掉上任還不到兩個月的總政委毛澤東，使周恩來陷入進退維谷的地步，《簡報》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對前方戰爭領導，留在後方中央局同志對於過去前方領導不能統一，認為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提出由恩來同志負責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怎麼辦呢？他先是在口頭上批評了毛澤東：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但他又指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了兩種方案，供會議討論，如《簡報》所述：周恩來同志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志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
不論哪種方案，周恩來都要把毛澤東留在前方，要毛澤東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他否定了後方首腦們要毛澤東“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的意見。周恩來的後一種方案，顯然是後方首腦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