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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新洲一家醫院搞“最佳化組合”，僧多粥少，只好抓鬮決定，以致優秀護士、中醫專家紛紛落馬，每月領取90元生活費回家歇著。這事情讓人哭笑不得。我雖然非常同情那個終日以淚洗面的優秀護士，但轉念一想，這事情放在誰身上也不好處理。一個科室，就那麼三五個人，誰下誰不下？誰又比誰強多少？抓鬮恐怕也是為了避免當面竟爭，撕破臉皮，不得已而為之。在人力資源再配置的動盪時期，老百姓一方面默默地承擔著改革的陣痛，一方面又不得不為“一碗飯”而爭奪，生存的艱難無法迴避。
又聽說，某省領導在機構改革中為了安撫退下來的官員，宣佈廳局長退休，辦公室五年不交，專車五年不收。這個做法固然可以解釋為一種“人情味”，不搞“人一走，茶就涼”，但我又想，這些辦公室、小轎車以及專職司機的費用從何而來？說到底還不是來自納稅人！而這些錢，又能解決多少人的衣食之憂！官員在職，履行公務，辦公有樓，出門有車，還有其說得通的道理。退下來以後，不履行公務，再享用這些，有什麼道理？中國廢除幹部終身制約的過程，一直注意照顧退位官員的物質利益。比起下崗職工，離退休官員無論是住房、醫療，還是其他生活待遇，都已不是一個檔次。再慷財之慨，給他們錦上添花，就難免如朱總理所說——“不堪負擔，民怨沸騰”了！
能不能成立農會
桂林 秦興旺
我長年工作在基層，深深感受到農民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太多了，尤其是來自行政部門和執法部門的侵害，亂攤派，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亂下行政命令，對不服從者隨意抄沒家產、不許子女上學、甚至進行毆打、拘羈（如本報登載過的《為了吃飯的權利》）而農民們或因無文化，或因法律知識缺乏，或因“無社會關係”，或因遇不到“青天”，常有屈不得訴，有冤不得伸。
我就想，農民要有個農會多好。
工人有自己的工會，同為勞動者，農民為什麼不能有自己的農會？歐美許多國家也有農會的。
想本世紀上半葉，農會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多麼大的貢獻。
當然，時代不同了，農會的含義和使命也應不同。九十年代的農會不應再是貧農協會，它應是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協會。它也不是與村民委員會重合的行政機構，它聯合農民，代表農民抵制一切伸向農民的黑手。反抗一切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
我相信這個農會一定會大受農民的歡迎和擁護。
工友們，談判去！
鄢烈山
1月22日本埠報紙刊載了一則很不起眼的“北京訊息”：國家計委最近正式提出，今後國有企業工資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在分配中推行“談判工資制”。“據瞭解，這主要是指企業工資水平依據單位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市場供求情況，透過集體協商、談判來確定。”
我想，毫無疑問，既然在國有企業裡也將推行工資談判制度（這裡且不追問誰與誰談判，誰代表勞動者集體），那麼在資方（老闆）與勞方（打工者）已經“陣線”分明的私有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現在就應建立和落實工資集體談判制度。
在公有企業一統天下、實行8級工資制的計劃經濟時代，不存在集體談判工資的問題。而令搞市場經濟，資本與利潤分享關係密切，構成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的各方都本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在建立利益激勵機制的同時不注重各方利益的協調，勢必造成尖銳的勞資衝突或經營者（集體）與所有者（國家）利益的嚴重失衡。老闆奴役打工者、剋扣或拖欠工資，打工者以恐怖手段報復老闆、毀滅工廠店堂，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如果不進一步建立、健全調整勞資關係的規章制度與法律，可以斷言，勞資關係將日漸惡化，社會生產的發展將受到嚴重阻礙。
從工業革命到本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的勞資衝突是很尖銳的，這在左拉、德萊塞等歐美作家的小說中有相當充分的表現。但時至今日，發達國家為緩和階級衝突與勞資矛盾已採取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應當承認，這些國家為了社會穩定所立的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法令，有不少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比如，美國國會1935年頒佈了《全國勞工關係法令》，1959年又制定規範工會活動章程的《勞工管理報告兼公佈法令》。其中一項內容就是規定受管轄的一切僱主都必須與他的大多數僱員所指定擔任他們代表的工會，談判工資、工作時間及其他工作條件。在這裡，集體談判遵循的是“團結就是力量”的信念，不然，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