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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輕的他們倒下了，不瞑的眼中甚至還閃爍著稚氣。
如果你到過雨花臺，如果你參觀過烈士紀念館，如果你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人，那麼你可能還會為一件事悵恨不已，這就是：為什麼出了那麼多的叛徒？
幾乎大部分死難烈士都是因為叛徒的出賣才被捕而犧牲的，我這裡不打算一一舉出他們的姓名了。突出的有顧順章出賣揮代英，而顧當時竟然是政治局委員！領導人叛變的情況並不少見。搞過地下工作的人回憶說，最怕的就是上級叛變，因為當時地下工作多是單線聯絡，只有上級才能掌握全部人員情況。如果上級叛變，造成的損失都是他人的。1948年4月重慶地下黨市委書記劉國定和副書記被捕叛變，接著川東臨委書記被捕叛變，然後又波及成都，造成川康特委書記被捕叛變，這4個叛變的書記出賣了自己掌握的全部下級，造成130多位黨員和進步群眾被捕，其中53人犧牲，35人下落不明（估計都被秘密殺害了）
我估計，這些烈士在倒下之前，最痛恨的就是出賣了他們的叛徒領導，至於敵特，可能倒在其次。請想一下，當拿槍的敵人無法戰勝自己的時候，自己的營壘中卻埋伏著第五縱隊，這怎能不讓人痛恨？！
真革命還是假革命，老虎凳加上的一塊磚上，鐵爐中拎出的一塊烙鐵下，就能見出高低。敵人也許是用一頓毒刑得到叛徒，也許是用恐嚇，也許是用女色和金錢，總之，代價並不大。但是如果當年的敵人也都活到今天，他們可能會驚歎，當年想使一個領導叛變還得架老虎凳，燒紅爐子，揮舞皮鞭，費盡心機；而今天想找一批這樣的叛徒卻不必這麼費事了。你看，鄉黨的一頓酒菜，清客的兩條香菸，闊佬的一個紅包，三陪女的兩聲媚笑，就能讓今天有權的角色守不住丹田，把原則出賣，把機密出賣，把人民利益出賣。在金錢女色之下，不該做的，全做出來了，不該說的，都說出去了，可怕也正在於此：他們已經叛變，可是卻仍！日像“同志”一樣生活在我們的周圍
離開雨花臺時，暮色蒼蒼，山林無聲，我在想，如果一個時代可以和另一個時代溝通的話，我們該向他們訴說些什麼呢？他們又會告誡我們些什麼呢？
養魚捕撈
古今（合肥）
前些年，國人的陋習頗多，在公共場所常遇到“哼一噗”這樣的二重奏，特別是車站候車室一類的人流集散地，因此遍地痰跡斑斑，汙穢不堪。於是有關部門下決心加以整治，便常常有戴紅袖章的人手持一本罰款單，在大街小巷轉悠，看見有人犯賤了，便毗啦一聲，撕下一張罰單，直衝衝地遞過去，吐痰者也只好乖乖地掏錢。後來，一些人學得精了，吐痰之前都要環顧四周，只在確信沒人值勤的地方才吐。於是逼得執法者魔高一丈，往往在值勤時，把袖章掖在腰間，發現有吐痰意向的人，也並不聲張，而是尾隨在後，一旦有人忍不住吐了，便“刷”地掏出袖章往胳膊上一套，猶如神兵天降一般，罰他個措手不及。
事情弄到這種地步，違者罰款便開始變味，也頗為人們所詬病。因為法乃德之輔，立法和執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犯罪（錯），既然明知他人有“作案”動機，而不及時提醒或警告，卻眼睜睜地看著他實施犯罪（錯），然後再加以處罰，這豈不是一種放縱犯罪（錯）的行為嗎？令人不得不懷疑其執法的目的是為了罰款。以至於被某些執法圈內人戲稱為“放水養魚，隨時捕撈”。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人們見慣不怪的腐敗現象了。
然而，事情還在不斷變化發展中。最近，在報上讀到這樣一則訊息：今年年初，吉林省榆樹市大坡鎮派出所根據往年春節前後都要處理一批賭博者並罰沒一定數量的賭資的慣例，所長安軍萌發了在春節前向大坡鎮中的好賭者提前收取賭博罰款的“意向”。於是在全鎮治安防範會議上，他向各村村長和治保主任提出動議，讓各村先集點錢，春節派出所就不下去抓賭了。當時商定每村5000元，截止到大年三十，派出所所轄的9個行政村有5個交了款，計2。28萬元。這一事件後來因為有人向公安部信訪辦舉報，而受到公安部長賈春旺的重視，最終得到處理。處理結果不必說了，單是這種提前罰款的做法就令人大開眼界。看來，“養魚捕撈”的做法又有了新的創新。
我想，有兩個簡單的問題頗值得思考：何以至此？事情本身說明了什麼？
巧言如簧
叢連日（北京）
電視曝光本是輿論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