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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抗日軍穿上制服，列隊接受蒙巴登勳爵的檢閱，並由蒙巴登勳爵給16名領袖別上勳章。陳平獲頒緬甸星章（1935／45）和戰爭勳章，他緊握拳頭回禮。報上當時形容他是共產黨游擊隊的司令。官方承認抗日軍為打敗日本作出了貢獻，這就使他們有了地位，藉此儘量擴張勢力。與此同時，他們把許多武器暗藏起來，準備將來使用。
共產黨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統一戰線中。一批所謂的知識分子律師、教師、萊佛士學院畢業生、從劍橋大學回來的學生組成了馬來亞民主同盟，總部設在橋北路自由舞廳內舞池上方的幾個破舊房間裡。他們誘騙老菲利普·何亞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顯得體面。他們需要他作掩護，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為外圍組織。老菲利普·何亞廉是個律師，也是我家的朋友，因為認識他，我偶爾會到民主同盟走動。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圖看來倒還合法。英國已經宣佈組織馬來亞聯邦，包括九個馬來士邦和檳城、馬六甲兩個海峽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說，新加坡會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讓馬來亞和新加坡作為一個整體獨立。
菲利普·何亞廉協助起草憲法。我雖然看過草稿，卻沒參與其事。共產黨方面認為，憲制改革的主張無關重要，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權力。民主同盟不過是個外圍組織，目的是動員受英文教育者協助他們實現目標。1948年共產黨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反對英國，民主同盟宣佈解散。
在日治時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間許多不公平與荒謬的事。這段教育，戰爭一結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說我因此而獲得一張現實生活的大學文憑，那麼，新加坡光復後第一年的所見所聞，則是我的研究生課程。這個時期的情形跟我記憶中30年代殖民地時期的情形大不相同。從拘留營出來的英國文官紛紛回國療養，臨時湊合的政府部門由英國軍管政府臨時官員掌管。
擔任主管的英國准將、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們的任期只到復員為止。一旦復員，職務會全部解除，得恢復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識到這點之後，許多人儘量利用手中的權力。他們的需要嘛，唉，跟日本軍官沒什麼差別找些便於隨身攜帶的值錢的小玩意兒，到時帶回英國。因此這類玩意兒很吃香。得到好處後，他們發出許可證和提供稀有物資，給本地人一個發財的機會。但他們跟日軍有點不一樣，他們不欺負人，也不壓迫人。
日本人下臺了，許多房子空置著。我們得離開華廈的住房，維多利亞街的店屋又不合適，母親和我開始物色新居。歐思禮路是個中產階級住宅區，1942年歐洲人離開之後，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們在歐思禮路38號和40號找到了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兩棟房子裡還有些笨重的傢俱，但都人去樓空。我們決定投標租下38號。我到敵產管理處找主管吳喬治，他是個在爪哇出生的華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讓我們以戰前租金租下這棟房子。
歐思禮路38號房子很大，格局凌亂，共有五間臥室，後面還有三間，最初原是工人房。我們租下之後，很快就住滿了人。韓瑞生夫婦攜帶年幼的女兒從檳城回來，成了我們的房客。後來我動身到英國讀法律時，這裡熱鬧得很。這條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滿了人，因為戰時遭破壞的房子還沒條件修復，而人口卻增加了。人們從馬來亞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內群島回來。許多華人也像我的表親一樣，從印尼逃難而來。
父親重回蜆殼石油公司工作，擔任新加坡巴西班讓倉庫主管。這個時候我得決定怎麼謀生。到公開市場做買賣，還是不愁沒錢賺。但貨物種類不一樣了，風險也大了，該買進哪些緊俏的貨物賣給軍人，我可不在行。於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國軍官們，向他們打聽有沒有建築工程可做。經過兩三次的努力，終於同軍管亞歷山大路日軍貨倉的一個印度旅談成了生意。我跟一個個頭高、身材瘦削的英國少校洽談，他需要工人清理貨倉內的日本貨，然後把英軍的貨物搬進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劉友霖找了10O到150個工人給他，工資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當財政，也負責發工資。每天收工時，由軍方點算工人，付錢給我們，再由我們發給工人。還有些建築上的活兒另外計算。貨倉工作由1945年10月開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總工會的活動基本上影響不到我們。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罷市兩天以外，工人們天天清理貨倉，把新的貨物搬進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領了錢準備發給工人，騎腳踏車回家途中，發生了嚴重事故。一輛羅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