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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擴大成為一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我們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個星期聚會一次，討論局勢和能夠採取的政治行動。
英國人並不是停滯不前的，他們瞭解壓力正在增加。1953年，總督委任英國前駐比利時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個委員會，檢討新加坡的憲制，並對憲制的進一步改革提出建議。在1954年2月22日公佈的報告中，林德建議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動登記成為合格選民，這會使選民人數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長組成的部長會議將成為新的行政會議，其中六名由民選議員擔任，他們將由多數黨領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門仍然留在輔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三名當然議員手上。除了在外交關係和防務（包括內部治安）這兩個領域，部長會議的決定總督必須接受。部長會議只對立法議院負責。立法議院共有25個民選議席、6個官委議席和3個當然議席。總督接受了報告的建議，定於1955年4月下屆選舉舉行時付諸實施。
我和朋友們必須立即決定要不要參加在新憲制下舉行的選舉，或是繼續觀望。拉惹勒南根據馬來亞民主同盟犯下錯誤的經驗教訓，極力主張參加，貝恩和慶瑞看法也一樣。我相信，不參加我們就會被排除在憲制領域之外，結果會落得跟馬來亞民主同盟一樣的下場，否則就得轉入地下。於是我們開始籌備在1954年底以前組織政黨，讓我們在投票前有六個月的時間。
第十四章 華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絡，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個華校生一起到我家裡來。一個個子小，留平頭，門牙缺了一顆的小夥子擔任他們的翻譯兼發言人，他叫孫羅文；另一個叫史立華的男孩兒，英語也說得不錯。此外是三個梳辮子的華族小姑娘。男孩兒穿短褲，女孩兒穿裙子，都是校服。他們要求我請英國女皇的律師布里特替七個同學上訴，這些同學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學生解散時他們阻撓執法。案子審理後罪名成立，他們被判三個月徒刑。上訴案將在10月開審。
事件發生在1954年5月13日。這一天，主要來自中正中學的500名華校中學生跟警方發生衝突。他們遊行支援一個代表團前往總督府遞交請願書，反對國民服役登記。警方阻止遊行隊伍前進，下令他們解散，他們不服從命令，向警方扔石頭，混亂中有六名警察被刺傷。警察揮舞警棍進攻，打傷了一些學生的頭部。在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傷，48名學生被捕，其中兩名是女的。
第一輪審訊在6月28日進行。40名學生的罪狀是不服從警方要他們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處緩刑六個月。另外八名受審的罪名比較嚴重，指他們阻撓警方人員執行公務。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審理，因為法官前一天對待他們的同學和判他們罪名成立的做法，顯得他有偏見。他們拒絕講話替自己辯護，結果被判監三個月，那是這個罪名最重的刑罰。
法庭當時關注的是，他們蔑視法律。但潛在的課題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僱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當低階人員，在官方領域裡，受華文教育者沒有地位，扮演不了什麼角色。政府開辦以英語和馬來語為教學媒介的小學，中學只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
但是，對移民社群，政府則任由它們自生自滅。華人因此籌款建自己的學校。他們經費自給，使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教師是從中國請來的，以原來在廣東或福建省採用的教學方式教本地學生華文。文化上他們生活在另一個天地裡。華校畢業生可以轉到英校繼續讀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階梯；否則就到使用華族語言的機構找事做。這些機構是華人商店、餐館、商行和幾家由華人開設的銀行。
華人覺得受排斥，經濟上缺乏機會使華校成了共產黨人的滋生地。共產黨人自從1923年共產國際最先從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馬來亞和新加坡隱藏起來。戰爭結束之後，馬來亞共產黨反抗日本人的記錄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響的年輕人當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開始在教室裡建立細胞組織。許多教師成了共產黨幹部或同情者，日治時期學業中斷的超齡學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輸，成了馬共的成員。由商人和店主組成的學校董事會不是同情他們，就是不敢反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