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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畫下他禿了一大片的後腦袋，給校方逮著。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為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面無私。有一條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貓子，不是什麼雲雀，早上總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個學期裡第三次遲到，級任老師叫我去見校長。頒獎日我領過多次獎品，也得過多次獎學金，校長認得我。他不是在訓斥我一番後就讓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張椅子上，隔著褲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為什麼極力反對體罰，我始終不明白。體罰並沒使我和同學們受到什麼傷害，實際上對我們也許是大有好處的。
不管怎麼說，我在學習認真對待生活。父母親告訴我，他們的兩個朋友分別當了律師和醫生，日子過得不錯，自己開業，因此沒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感到後悔，極力勸我搞專業。於是我很早便一心要當律師，當專業人士，不替別人打工。
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
在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階班期間，我隱約感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1938年出現了慕尼黑危機，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1939年9月我們正在準備劍橋高階文憑考試時，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德軍侵入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碟。緊接著是宣戰，但那是一場離我們很遠的戰爭。據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加坡唯一激動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駐紮在中央醫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國統率的印度軍隊譁變；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這一次，隨著事態的發展，戰爭離我們不遠了。我的劍橋初級班級任老師格里夫是飛行俱樂部的活躍會員。他回英國參加皇家空軍。後來聽說他在作戰中犧牲了，我心裡感到很悲傷。歐洲戰事最觸動我的心絃的莫過於此。這位闖勁十足的牛津大學年輕畢業生的死，正像我在電影裡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無畏的戰鬥飛行員一樣。
這期間，本地人只需籌款和為飛機工業收集廢金屬，特別是鋁。直到1941年，我們亞洲人還不相信戰爭會蔓延到新加坡。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訓。
1940年2月劍橋高階文憑考試成績放榜時，戰事已在歐洲全面展開。法國受到嚴重的威脅，即將淪陷。到倫敦去讀法律只能推遲。我的成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排名都是第一，獲得當時最受人重視的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獎學金由約翰·安德森爵士捐贈，他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英國大商行的首腦。獎學金得主每年可以獲得大約900元。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給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1940年這一期歸我。跟其他政府獎學金相比，安德森獎學金多了200元，付了學費、書籍費和膳宿費還有剩餘。
萊佛士學院是在英國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峽殖民地政府於1928年創設的，設有文科（英語、歷史、地理、經濟）和理科（物理、化學、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政府為它設計了一批漂亮的建築物，包括表面看來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四方院子和迴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層鑲上石塊；建築設計也考慮到熱帶的氣候。
學院的每個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負責，有一兩位講師，大約一半是牛津或劍橋的一等榮譽學位畢業生。教文科和教數學的大多數是這兩所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教理科的多數來自蘇格蘭各地的大學。由於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學生讀完三年的課程沒有學位，只拿到文憑，分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們採用了牛津和劍橋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制度，考試和最終的分級可能比多數英國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人們都瞭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最高水平，這樣才可能在英國獲得承認。因此，印度和斯里蘭卡兩地大學的榮譽學位，水平至少也和倫敦大學相等；即使跟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水準相比，也不遜色。
作為獎學金得主，我必須住進宿舍。要適應新情況不容易。為了應付新加坡又熱又溼的氣候，建築師設計了寬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個房間，落地窗外面是陽臺。房間由2米多高的牆隔開，稍微比人高些，好讓空氣自由流通。但這樣一來，聲音就會在2O個住著年輕學生的房間和陽臺上方迴盪。寄宿的學生不只來自新加坡，也來自馬來亞各地。
我讀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都要選修三科。英語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應用英語的能力，方便日後修讀法律。其次我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