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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氣。我是有理由感到寬慰的。
跟華人算賬
我永遠不明白，關係到一個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麼反覆無常和漫不經心的情況下敲定。我僥倖逃過日軍的檢證行動。這個行動是策劃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參謀遷政信中佐（中校）下令採取的。他事先徵得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將軍的同意，對新加坡華人籌款支援中國抗日並抵制日貨加以懲罰。
在檢證行動中，受害者的受難情況，我們所知道的往往簡單零星。後來，我才知道在我透過的檢查站，那些被隨意拉走的華人，過後被送到維多利亞學校的操場，扣留到2月22日。他們雙手被反綁，由四五十輛各種各樣的羅厘載到丹那美拉勿剎海灘。這裡靠近樟宜監獄，離東海岸大約10英里。他們下車後，被綁在一起，日本兵強迫他們走向海面。當他們往海面走時，日本兵便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為了確定他們已經死亡，日本兵還用腳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屍體，以及採用其他殘暴的手段。他們不打算埋葬屍體，任由海水把海灘、上的屍體衝上衝下，聽其腐爛。幾個奇蹟般逃出的人，向人們描述了他們逃出鬼門關的驚心動魄的經過。
日本人承認他們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檢證行動中，殺死6000名年輕華人。戰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一個委員會在實乞納、榜鵝和樟宜發現和挖掘了許多大墓坑，結果估計遭日軍殺害的華人，多達5萬到10萬之眾。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張貼布告，並派遣士兵到市區各個角落透過揚聲器通知華人，凡是年齡18歲到50歲者，必須到五個集中地點接受檢證。令人膽顫心驚的憲兵還揮舞刺刀，挨家挨戶地把不聽命的華人趕到上述地點，連婦孺和老翁也不放過。
在理論上，日本軍隊可以借恢復法律和秩序以及鎮壓抗日分子的名堂，對自己的行動進行辯護。但是實際上，他們這麼做純粹是一種報復，因為他們不是在激烈的戰鬥中採取檢證行動，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後才秋後算賬。即使在這項行動過後，日本軍隊還在鄉村地區，特別是在新加坡東部進行掃蕩，殺死幾百名華人。這些人都年輕力壯，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鬧事的一群。
我回到納福路時，發覺房子給日本兵搞得一團糟，但幸虧未被洗劫，有些糧食還儲存著。在跟我家只隔著兩座房子的布央族車伕的〃窩棚〃裡，堆滿了搶來的傢俱、衣服和小擺設，沒有空間再放別的東西。幾天後，母親、父親、三個弟弟和小妹從直落古樓回來。我們一起把房子打掃乾淨。我們開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佔領日子裡生活無常的困苦。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後三年半的命運了。
英軍投降後兩個星期，我聽說日本兵把市區經禧路一帶的房屋用木板圍了起來。這些房屋的業主是歐洲和亞洲商人，他們和家屬不是離開新加坡，就是被關進拘留營。這裡原本是一箇中上階層住宅區。我騎腳踏車經過時，只見日本兵排著長長的隊伍，沿著經禧圈外的圍欄蜿蜒而行。我聽附近的居民說，裡頭有許多日本和朝鮮婦女，她們隨軍南來，以便在戰鬥間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詫異，但見一兩百個日本兵排成長龍，在那兒輪候。這一天，我沒看到一個婦女。但是，有個告示牌上面寫著幾個漢字，鄰居們說，寫的是〃慰安所〃。這種〃慰安所〃曾經在中國設立，如今則來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這一所以外，至少還有四所。我記得有一次騎腳踏車經過丹戎加東路時，看到好大的一所，裡頭有二三十棟房子，用木板圍著。
當時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誘拐和強迫朝鮮、中國和菲律賓的婦女，到中國戰線和東南亞戰線滿足日本軍隊的需要。一些荷蘭婦女和遭捕的敵國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軍官。
新加坡淪陷後幾個月，我在美芝路娛樂戲院觀看了日本人拍攝的攻打新加坡的紀錄片。影片顯示日本軍隊騎著腳踏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線，同時用小船迂迴繞過英軍的據點。在空中，日本飛機的實力遠超英國；在地面，英國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對手。我知道這套影片是在搞宣傳，但仍難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結束時，看到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穿著短褲，完全不像一個戰士。在他兩邊各有一個英國士兵，分別拿著一面英國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參謀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馬路福特汽車廠。接著就是他坐在一張桌子的一邊，同山下奉文面對面的鏡頭。〃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矮胖、粗壯，剪平頭式短髮，十足一個日本武士的模樣。他傲視眼前一批英軍將領。白思華骨瘦如柴，衣領跟頸項比起來，顯得特別寬大。他戰敗後並未表現出威武不屈的精神。
